为了监管干部在“八小时外”的表现，南京将对其建立“特别监督档案”。南京市委昨日公布了《关于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中“重能轻德”的若干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如果婚变、子女配偶移居国外，必须在5天内向组织书面报告。（2月3日《扬子晚报》）

　　南京对科级及以上干部建立“特别监督档案”，将其直接与干部的政治前途挂钩。此举看似符合依法治国、依法治吏的大环境，可稍加分析，就能发现此举有如隔靴搔痒、隔山打牛，头疼医脚、不得要领。

　　第一，特别监督档案未必能管得住干部“八小时以外”。整个监督制度动辄以“能否提拔”为要挟，看似扣住了干部的“命门”，实则是把每个干部都假想成为“一门心思往上爬”的、官瘾十足的政客来对待。中国历来不乏“十年踏地脚跟牢”的清官能吏，如今，“只求做实事、不求当大官”，安心本职岗位、扎根基层奉献者更是当代公职人员的追求。越是靠近“金字塔”的顶端人数越发稀少，上升空间异常逼仄的尴尬现实也造就了不少的“小官巨腐”：既然能够掌握关键资源，为何还要一定去考虑什么“升官晋级”呢？

　　第二，特别监督档案涉嫌侵害官员“隐私和人格”。且不说对“干部的生活圈、朋友圈、交往圈”进行跟踪管理是否涉嫌侵权，是否涉嫌违法，单是对干部“政治纪律、社会公德、个人诚信”等情况的定性就十分困难，因为该规定针对干部“瞒报”现象的对策都是纸上谈兵。甚至还将“三龄两历一身份”等最基本的项目都“煞有介事”地列入审核范围，与其说这是组织上对自己的干部不信任，不如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有罪推定”和“人格侮辱”，这种做派几乎和卫计委让医患双方签订“拒收红包协议”的效果是一般不二的。

　　第三，特别监督档案实乃本末倒置、南辕北辙。制度甚至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私生活出现情况，要向组织进行报告”，看到这样的条款，读者已经基本可以断定“这纸空文”完全是贴出来给人看的了。通过公检法侦查都很困难的情形之下，领导干部私生活的问题其本人会主动和盘托出吗？制度规定得越“细”越“严”，操作上必然越容易脱离实际。有关方面应当相信，组织上不可能对所有干部展开“克格勃式”的监管，能否做到“三严三实”，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干部的自觉。

　　因此，实施干部动态管理是必须的，可适应“新常态”要求，管理的重点不应当放在“底线”、“堵漏”的层面，而应当将工作重点放在科学、正确的用人导向上面，一定要明确什么样的业绩必须记功嘉奖，什么样的干部必须破格提拔，要通过宗旨意识加以“疏导”，要在顶层设计上让干部们看到前进的希望，而不是一味地纠缠于“如何努力做一个不超越底线的合格干部”。

　　文/胡文江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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