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历时5年，煌煌76种90册之巨的宏大的汉译世界史出版工程日前竣工。这套由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及东方出版中心联合推出的《世界历史文库》，一经问世即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世界问题也是中国问题

　　据介绍，与国内其他的同类历史书相比，《世界历史文库》的特点在于不仅收入了广受注目的国别史、全球史、当地史，更注重拓展和创新，引领对历史新角度空白点的挖掘，既涵盖了比较新颖比较热门的地理史、海洋史，又补足了在国内属于稀缺品种的若干国别史。

　　在研讨会上，来自史学界的与会学者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之所在。

　　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

　　如今，中国国力逐渐增强，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问题既是世界问题，世界问题也是中国问题，认识、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应该从世界的视野来观察，了解世界历史的必要性越发显著。同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

　　国别史在今天过时了吗

　　然而，今人又该怎样研究世界史？如何看待国别史？学者们的视角则各有不同。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黄艳红认为，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历史的认知跟现实的关系非常密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没有一劳永逸的历史雏形。他举例分析说，比如说“太平洋史”，这类著作是有一点超越我们过去传统国家议事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引起一种新的历史思维，即不要老是以国别史为主。

　　那么，做国别史的研究在今天是否有些过时了呢？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高毅指出，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像国别的历史，用单独民族国家的眼光研究历史的做法，几乎是越来越不合时宜。而国际史，则是跨国家、跨文化地研究历史，因为不管是哪个国家，都要有广阔的视野和全球的眼光。

　　高毅说，我们研究世界的历史，外国的历史，要有一个大的格局，要把中国纳入进来，做比较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国别史这样一种研究乃至它的出版、介绍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但他同时亦表示，尽管如此，国别史的东西，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还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好的国别史著作的引进、翻译、介绍还是必要的，对学术发展有它的意义。

　　新的眼光与经典的生命力

　　由于世界史、国别史基本上都是以译著出版，那么翻译谁的版本、什么版本就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家出版公司，做了儿童世界史读本，图文并茂，很漂亮。但是，用了3个篇幅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有苏德战场。“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些西方历史学家，是有意识地在抹煞苏联红军在二战当中的作用，这是一个倾向，很多刚出现的历史书，好像完全没有苏联。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不认为最新出来的书就一定是最好的书”。

　　钱乘旦表示，其实最新出版的书实不见得比以前写得好。有一些经典性的著作，它已经被格式化，大家都认为是好的，这才是真好。“刚刚拿出来的东西，也可能会提出一些这样的观点、那样的观点，你觉得似乎是很新鲜，让大家觉得以前没有读过这样的东西，现在提出来了；但我觉得它不见得比经典的东西有生命力”。

　　说到国别史该翻译谁的版本的话题，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沛看来，特别是亚非拉美的国家历史，大部分是美国的成果、西方的作品。怎么能够选择出那些尽最大可能反映接近其国家历史的发展的版本，这样的过程确实很艰苦。

　　钱乘旦则认为，现在关于世界的历史，在相当的程度上是被（英文）化的。如果翻译的作品全部是西方人，特别是英美作者的著作，通过他们去认识世界这会不会有问题？

　　“打个比方，比如说俄罗斯人，他为了了解中国的历史，要翻译一本中国史，他找什么书，他找美国人写的中国史翻译过去更好，还是翻译一部中国历史学家写的中国史更好呢？我认为对俄罗斯人而言，更加能够让他们明白中国历史的，一定是中国的历史学者写的中国史。”钱乘旦如是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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