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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赤色鹿苑

　　近日，浙江“社会责任感差不宜录用为公务员”的新规引发社会热议。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问卷网针对此事对189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6%的受访者支持将“社会责任感”列为公务员录用考察标准之一（中国青年报 1月29日）

　　如此高的民意支持，有着何种的社会背景？支持将“社会责任感”纳入公职录用的条件，又体现了百姓的何种期盼？

　　具备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希冀。

　　社会责任感，顾名思义，是特定社会中公民在心理层面对他人的伦理关怀和义务。我们每个人身在这个大环境，要想和谐共处，仅仅法律的强制和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发自内心的“想人之所想 急人之所急”，这种设身处地的社会责任感弥补了法律和道德的空缺，是社会稳定运转的“凝聚剂”和“润滑油”。因此，每个人都要背负着作为一名公民应为他人考虑的义务，无论身份尊卑，无论高低贵贱。

　　“达则兼济天下”是一种回报社会的高尚境界，“穷则独善其身”亦是一种融入社会的个人修养。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不见得非要戎马倥偬，誓死捍卫“钓鱼岛”，雨天遇行人减速慢行也是社会和谐的传递；社会责任感的表达未必每天满嘴国际局势，挥斥方遒，笑脸迎人不给百姓添堵也是对社会的一片心意。社会责任感是每个人必备的“一剂良药”，用来治疗形形色色的“思想不达标”，公职人员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自当必不可缺少。

　　引入社会责任感，是百姓对体制改革“百尺竿头”的殷切期盼。

　　挥别了2014的改革元年，迎来了2015的关键之年。中央在集中整治党内干部在思想作风，工作纪律上的诸多问题方面，啃下了诸多的“硬骨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既有军中 “大老虎”，又有地方“小苍蝇”，既有 “壮士断腕”“剑指同门”的义无反顾，又有 “不取楼兰誓不还”的志在必得。然而，改革涉入“深水区”，一些更加隐蔽的思想问题也在逐渐浮现——为官不为就是其中之一，而社会责任感的缺乏就是其中最明显的表现。

　　对一些人来说，改革改掉了他们的“灰色收入”，亦改掉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与其“费力不讨好”，倒不如袖手旁观，明哲保身。于是，面对任务能拖就拖，能躲就躲；进行工作上行下效，抱令守律；对于百姓的需求，不闻不问，无动于衷。此般虽说“无过之虞”，但亦“无用于民”。“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回家卖红薯”，如此尸位素餐，岂能经得起百姓“心头一杆称”的考量？水亦载舟，亦能覆舟，“使得万年船”岂能仅仅依靠“自扫门前雪”？

　　考核社会责任感，未必“尽善”的方法寄托着“尽美”的愿景。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社会责任感的定义，我们也是莫衷一是，并无盖棺定论，而基于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与教育水平的不尽相同，对社会责任感的理解亦是千差万别，如此以来，何谈对社会责任感的考核与判定？当下，大家也只能用一些“硬标准”来进行单一的评判，但评价体制也是漏洞连连：企业巨额捐款，被冠以“年度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殊不知老总很可能是依靠着污染环境、资源过度开采来“发家致富”；教授的发明被推广应用，政府授予“社会贡献奖”，然而背后的学术造假在披露后，引得众人一片哗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像以学习成绩评判学生的优劣，以价格判断艺术品的价值一样，一切将“意识形态”具体化的手段必然不能尽善尽美，甚至挂一漏万。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想，如此高的民意，与其说是大家不满足于当下公务员的“思想觉悟”，倒不如说是大家把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社会期盼，寄托于人民公仆身上，期待着“人民的儿子”能借换血之机，改头换面，“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引领大家和谐相处，让社会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发展。

　　从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到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看到历代仁人志士对社会责任感的理解，也体会到老一辈人对社会的期盼，同时也感到当代我们肩上的重担。

　　公职人员也好，普通百姓也罢，身份的差别仅仅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但我们每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却没有丝毫的差异。

　　录用门槛也好，评奖条件也罢，对于社会责任感的界定与实施虽然有待商议，但我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却不存在分歧。

(来源:齐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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