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名臣之路

　　站在虎门的威远炮台四望，南边是著名的穿鼻洋，西南是横空而过的虎门大桥，北边是工商业繁盛的虎门镇，东边则是珠江的出海口。我到过不少古战场，唯在此处感触最深，不单单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更是因为林则徐。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名臣都不会产生于偶然的一次壮举，更不会是一时侥幸或因缘际会。

　　林则徐出生于福建侯官，十四岁考中秀才，二十岁（公元1804年）中举人，聪颖早慧是不用说了。决定他人生品质的第一阶段学习和历练，是他中举之后的七年时间。这个人生阶段，很像今天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如何走出书斋面对社会，首先是态度，其次是方法。林则徐初次进京会试失利后，便将谋生与学习拧成一股绳，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到厦门担任海防同知书记（近似于今天的科员），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处理洋船贸易。这是林则徐学习政事的开始，也是他成为实干家和一代名臣的开端。

　　这期间，正是中国与欧美各国贸易战最胶着的时候。据说林则徐就是在此时学习的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增长新技能的方法，几乎是每一个事业有成者的共通经验。这一点外语能力，促使他日后成为封疆大吏时，常年组织有识之士，翻译欧美各国的相关资料，以供参考。没有这种早期的见识和用心，也就没有日后的成果。后来思想家魏源将林则徐和幕僚们翻译的文章编辑成书，印行全国，这便是著名的《海国图志》。这部译著对清末民初的洋务运动、实业救国和民智启蒙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入职后不久，林则徐的才能受到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将其延聘为幕僚（私人聘请的助手）。进入省级长官的幕府，参与地方事务处理并为长官代写奏折，是林则徐学习政事的第二阶段。奏折是清代各省督抚与朝廷首要的沟通方法，在张师诚身边的早期训练为林则徐的笔下功夫打下了扎实基础。文字工作外，林则徐对海防、军事、民政和水利诸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在巡抚张师诚剿灭海盗蔡牵的过程中，他参赞其事，增长见闻，经受锻炼。我一直认为，林则徐应该是在这个阶段确立的人生目标，他要成为“治世之能臣”。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二十七岁的林则徐为自己赢得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以殿试二甲第四名高中进士。从翰林院庶吉士到江南道监察御使，林则徐十年京官，走的是清贵翰林正常升迁的路子，是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这期间发生了三件事：第一，林则徐这次会考的座师是人称“父子宰相”的曹文植之子曹振镛，房师是名儒沈维鐈。林则徐深得两位老师的赏识，自此跻身“名门弟子”；第二，林则徐加入宣南诗社，结交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一批思想开放，年轻有为的益友；第三，精研水利，著《北直水利书》。总的来讲，林则徐这一阶段在京城展示了清介的品格、活跃的思想、务实且敏而好学的工作态度，任何公正的上司都会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和可用之才。

　　坦率地讲，站在虎门炮台上，望着缓缓而去的珠江水，我不由得要想，假如给林则徐换个时代，换个历史环境，他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人？想来想去我也找不出他改变自己的理由。像他这种不间断自我磨砺，不间断自我丰富，不间断扩大良师益友范围的官员，放到任何时代，他都会脱颖而出，都会走同样一条“治世之能臣”的道路。

　　此后，林则徐外放浙江杭嘉湖道台，多次调任升迁至湖广总督，这个过程是他人生的第四个阶段，是展示才能，实践施政方略，赢得朝廷信任的阶段，应该说，他此时已经实现了“治世之能臣”的基本目标。

　　接下来就是林则徐的人生高潮——广州禁烟。元明清三代，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极高的顺差，到清代中叶的时候，中国民间积累了巨额的货币与实物财产，便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英国倾销工业产品套取贵重金属货币的主要目标。中国几百年来积累的纹银、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鹰洋，如珠江洪流般涌出国门。这种局面对大清国最直接的经济影响就是“银价暴涨”和“银贵钱贱”，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鸦片走私让大清国同时发生了严重的白银“通货紧缩”和铜币“通货膨胀”，连带的恶性影响内容繁杂，就不列举了。

　　以上种种危害，林则徐在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时已有所了解，但当时走私鸦片数量还不算太多，之后鸦片走私发展到每年三万余箱，不断掏空中国的财源。只是，朝廷之中有关严厉禁烟与有限禁烟的争论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双方争执不下。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六月，林则徐的朋友，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奏请“厉禁鸦片，严塞漏厄”，并奏陈“禁烟方策六条”。十月，林则徐再次上奏主张严禁鸦片，这才有了他的那段“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名言。

　　就在当下，我曾读到、听到一些私议，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因是西方列强要求大清国“改革开放”，然大清国见事不明，未能早开放早受益。我从来不认为林则徐是个思想保守的封建官员，他应该是中国当时少有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有识之士，正因为他认清了鸦片走私是贸易战中的“致命武器”这一点，才会在广州动用激烈的禁烟手段。因此，如果将“虎门销烟”仅仅理解为一场禁毒引发的战争，或是当成西方列强寻求中国开放贸易的“正常要求”，便是一种狭隘的虚无主义历史观。

　　此刻我站在虎门炮台上，尝试体会林则徐当年的心情和想法。他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离京前探望生病的老师沈维鐈时说：“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这是师门私语，有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而他禁烟失败，充军伊犁前所作《赴戊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中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则应该是回顾他站立虎门炮台，眼望穿鼻洋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豪迈和“黄龙未饮心徒赤”的刻骨忧思。

　　林则徐抵达广州，视察虎门炮台时，恰好五十五岁。我相信，林则徐应该清楚地知道，他半生平步青云的宦途，此时迎来了最深刻的考验，面临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危局。如果他在道光皇帝驾前没有展示超人的禁烟决心与才能，而是选择做一个正常的好官，兴修水利，与民休息，平准法度，加上他的见识和洞察力，以及文笔凝练、思想精辟的奏章，还有满朝众多良师益友、门生故吏的拥戴，让他从从一品的湖广总督，入阁拜相为正一品的大学士，甚至像他的老师曹振镛一样画像入紫光阁，死后入祀贤良祠，应该不会太难。然而，我们绝不能低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官员的节操，正因为林则徐深刻的忧国忧民，不肯逃避责任，勇于担当，他才主动选择了这条为官之道中的险途。也正因为如此，虎门成了林则徐从“治世之能臣”转变为“一代名臣”的节点。

　　《 人民日报 》（ 2014年11月22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