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悦：根治贪官外逃还须关好“两道门”

　　中纪委曾通报：近30年4000官员外逃。最高法前院长肖扬《反贪报告》：1988年~2002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研究报告：外逃官员保守估计有万名，人均携带金额不少于1亿元。（10月25日新华网）

　　说起贪官外逃，在近几十年的历史中，总有令人咂舌的外逃纪录令人后背发凉，比如一天最多51个贪官外逃未遂，最高单人涉案金额300亿元，最高外逃级别达正省部，人数之多、金额之大、级别之高，一次次挑战着党纪国法的最起码底线。各级政府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遏制贪官外逃，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依然不乏“漏网之鱼”。对此，窃以为，根治贪官外逃还须从关好“两道大门”着手。

　　“第一道门”，以壮士断腕之锐气加大反腐倡廉力度。贪官外逃前往往占据党政国企等单位的重要职位，手中拥有较大的权力，流转着数额不菲的资金，在长期的钱权之间，权力观、地位观、价值观逐渐扭曲，经不起物质诱惑，囤积了大量的不义之财，同时又畏惧国内法制权威，害怕“东窗事发”，于是干脆“一走了之”。没有在其堕落之前纠正错误思想，没有在其腐坏之初及时绳之以法，也说明了当前的反腐力度尚存不足。所庆幸的是，进入2014年以来，党中央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势必将反腐工作推上新的快车道，也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源上消除贪官外逃行为。

　　“第二道门”，以千里追逃之决心严格追究外逃行为。贪官之所以选择外逃，一方面是因为意图躲避国内法律的制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境外追逃艰难十足，境外是他们手持不义之财逍遥自在的“天堂”。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显示，截至2013年5月，中国虽已与49个国家签订民、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36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但对全球两百余个国家地区来说，贪官的外逃选择地貌似还很多，尤其是少数号称“人权至上”的发达国家，在我国的追逃之路上处处设卡，无疑加大了追逃难度。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反腐决心，照亮了新时期下的国际追逃追赃之路。相信也只有如此，才能对外逃行为“釜底抽薪”，让外逃贪官无处遁形。

　　贪官外逃行为，不仅是对党纪国法的置若罔闻，更严重伤害了广大群众对人民公仆的信心。如若能关上这“两道大门”，不仅能锁住贪官外逃之路，而且能净化官场正气、提升政府形象，更能让广大群众拍手叫好。

　　稿源：荆楚网

(来源: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