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冉：莫把“免职”作为平息舆论的“挡箭牌”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徒刑减刑至17年3个月。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已悉数复出。（2014年8月12日《新京报》）

　　在制度不尽完善的前提下，官员免职，本身就为官员的复职埋下了伏笔。因为，“免职”实际上是个中性词，它仅仅是对于官员的一种问责而已，而绝非处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正因如此，个别地方从这项规定中找到了闪转腾挪的空间，“因为如果是‘闪电复出’，比如两三个月就起复，那么只要比原职务低一点，就合规；如果一年后起复，即便高于原职务，也符合要求”。

　　在上述的操作模式下，某些免职决定看起来施之过轻，也有某些免职决定看起来仅仅是为了应对舆论或平息众怒，而对于官员的仕途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大实质性的阻碍。甚至更有甚者，免职成为官员向上晋升的跳板或过渡，谓之高开低走的权宜之策也不为过。

　　官员因为犯了错误，受到相应的处分，并不是仅仅作秀给老百姓来看的，这是净化党员干部队伍，提升领导干部队伍战斗力之需要。如此之官员免职，暂时平息了舆论，但对于广大领导干部起不到多大的震慑作用，长期来看对于领导干部队伍是有害而无益的。

　　不同于免职的是，连降数级等“降级”处分对官场有更大的震慑效果，也堵住了“官复原职”的漏洞。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降级’处分有个两年时限，两年后解除处分，但即便是解除了处分，两人的仕途、晋升，也要按照职级一步步来。因此，在处理犯了错误官员的时候，不妨可以用下降级这个处分，也许会在领导干部队伍中产生出更大的实际效果。

　　与官员官员免职制度相衔接的官员起复制度的缺失，是造就官员起复乱象的重要诱因。目前，亟待建立其一套规范合理的官员起复制度，用刚性制度约束来缩减人为操作的自由裁量空间。在制度中，对于哪类免职官员有资格复出，复出考察、公示等复出程序如何进行等方面的问题，都要作出详细的规定。

　　稿源：荆楚网

(来源: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