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国华：“村官巨贪”考验乡村公共治理含金量

　　近年来，各地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因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以及征地补偿衍生出多位“千万级村官”。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12起案件中，与土地、拆迁相关的有7起，其他案件则涉及安置房、贪污集体资金、国家农资补贴等领域腐败。（新京报，8月7日）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严格来讲，村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官员”，我国公共治理序列中尚找不到“村长”的位置。在特色的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官（包括村支书和村主任）只是乡村自治组织的代理人，是群众选出来代表群众来进行村务治理的。按理说，“村官”即便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权力，也会被置于村民的民主监督之下，遑论还有来自上级的指导监督。然而，随着城镇化的脚步不断逼近，“村官”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不是官员胜似官员。如深圳“20亿村官”周伟思之类的“村官巨腐”“小官巨贪”，令社会惊诧莫名。

　　从媒体报道的“村官巨贪”可以看出，村官贪腐大多与土地利益有关，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等，都是无良村官嘴边的肥肉。至于那些“人情低保”、克扣各种补贴、截留扶贫资金，似乎都是“小儿科”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是否贪腐不在于权力大小，而在于权力运行是否公开透明，是否受到严密有效的制衡监督。由此看来，“村官巨贪”其实并不意外，只要具有配置资源的权力，就存在贪腐的可能；一旦权力脱离了严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就会迅速成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

　　然而，村官贪腐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官员贪腐”。毕竟，村官不在传统的“官员”序列中，村官贪腐发生在特殊的乡村治理格局，这种贪腐除了具有行政官员贪腐的一般特征外，还跟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有着密切联系。我国乡镇以下不再设置行政组织，而是实行村（居）民自治组织。这种治理模式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变了味。村民自治组织的成立与运行，村民公共利益代理人（村官）的产生与代谢，村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针对自治组织代理人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在执行过程中都发生了蜕变，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原有的制度设计，从而使其效果大打折扣。“村官巨贪”正是这种制度执行走样产生的恶果之一。

　　乡村自治民主参与的参差不齐，对村官“准权力”制约监督的孱弱，以及用来配置农村公共资源的“准权力”运行缺乏公开透明，乡村治理仍然存在传统公共治理中的“黑箱”现象。土地是农村最大的资源，附着在土地上的城镇化自然也将目光瞄准农村。由此，特殊的农村治理模式必然遭遇更进一步的冲击。农村自治中曾经搞得红红火火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在一些地方逐渐销声匿迹，甚至几个村官就能说了算。至于监督，不论是上级的监督，还是村民的监督，要么“力有余而心不足”，要么心有余而力不足。验诸村委换届时“贿选”，一目了然。“村官巨贪”考验乡村公共治理含金量，冲击治理秩序，是村民自治的畸变。乡村治理亟待走出困境，加强权力制约监督、推进阳光公开、扩大深化村民参与是必由之路，更重要的是提高执行力，把措施落到实处。

　　稿源：荆楚网

(来源: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