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要寻找大格局定位

高端访谈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动向何在、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推进、广东如何继续当好排头兵……昨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展开生动而深刻的论述。

　　文/本报记者 陈小雁

　　改革要先集权再分权

　　记者：有人说，当前谈改革风险很大，您怎么看待十八大对改革的部署？

　　郑永年：从顶层设计来说，十八大是最全面的改革方案，描绘了宏观的改革蓝图。但要注意，政策的制定比较容易，执行比较难。如何推进落实值得关注。另外，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改革也一样，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从总体来说，1978年以来，改革的风险是可控的，不改革的风险才是不可控的。

　　记者：如何看待当下部分地方改革动力不足？

　　郑永年：动力不足，部分原因是由于权力集中与改革的矛盾。1978年后的改革，都是通过分权的形式，给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一定的权力。过去的分权加上改革不彻底，培养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现在谈改革，要先集权。通过集权冲破利益阻隔。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就要啃骨头了。如何啃骨头，中央成立了包括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内的四个小组。这种小组公开化、正式化，并有具体的负责人，是值得提倡的。这也是法制化的一步。但集权之后，最终改革还要分权。

　　反腐须建立清廉制度

　　记者：当前反腐与改革的关系怎样？是否也是动力不足的原因？

　　郑永年：反腐与改革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两者关系在于，反腐是推进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取得百姓信任的一环。腐败，除了影响百姓信任，还直接影响行政执行力。其实，欧美转型期，大面积的腐败也出现过。因为经济转型快，新的体制来不及建立，所以腐败滋生。当前，反腐制度要及时建立。反腐须建立清廉制度，但个别省份的方案是制定一把手的负面清单，内容包括不管理财务、人事等等。但改革就要领导干事，通过不干活来保持清廉，就是不作为。而现在是改革的关键时刻，官员更要敢想敢担当。

　　记者：反腐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郑永年：其实相关的反腐制度很多，反腐机构也不少，但腐败还是很严重。相比，我国香港只有廉政公署，新加坡只有贪污调查局，都是很小的机构。反腐问题，关键不在机构多少，而在明确由谁负责。体制内部要整合机构，外部要接受社会、媒体的监督。

　　社会保障应由政府主导

　　记者：在民生领域，改革的方向何在？

　　郑永年：西方国家曾走过错路：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没有分开，本该是政府兜底的社会福利也市场化了，带来了社会不稳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改革错误我们应该避免，住房、养老、卫生、教育、医疗等社会领域应避免市场化，应由政府主导。以住房为例，新加坡有百分之八十的住房是政府提供的组屋、我国香港有百分之五十多的住房是政府提供的，我们目前定的目标是百分之二十。这个比例还需要提高。现在老百姓喜欢存钱，消费社会难以到来，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不足，亚洲四小龙经验就是提高中产阶级工资，保障基本福利，值得借鉴。社会保障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可靠的制度保障。

　　海上丝路是广东新契机

　　记者：经济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对于广东经济特点，中小企业比较活跃，您有何建议？

　　郑永年：一方面，在推进市场化、混合所有制方面，对于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要避免“国有资产私有化”，尤其是央企。90年代的民营化，导致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应引以为戒。另一方面，要扶持民间金融。珠三角是中小企业比较活跃的地方。要避免中小型企业贷不到款，这需要让民间银行发展起来。金融改革应该结构先行，再谈利率自由化。不给民间银行优惠，它们是成长不起来的，如互联网金融机构，应多扶持。

　　记者：广东如何当排头兵？

　　郑永年：新时期，由于香港经济不景气，广东要找到新方向。目前不少省份都在建设新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期待广东做到最好，因为广东经济总量足够大，应抓住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契机。不能老盯着香港，走以前的发展途径。另外，野心要更大。要在中国大格局中定位自己，不仅仅是领先另一个省份，而是要“叫板”其他国家地区，如新加坡。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