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伟德：地方积极救市再证土地财政已成路径困局

　　作者：堂吉伟德

　　房价下降、楼市下行，谁最着急？理论上，开发商应该受到最直接的影响，最着急的应该是开发商群体，但在本轮楼市的调整潮中，相较于开发商，地方政府在救市上表现得更积极。调查发现，从2008年到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6年时间翻了一番，而同期土地收入翻了两番，土地收入增速明显更快，土地收入与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比值从1:6增长为1:3。（7月22日中国经济周刊）

　　救与不救，尽管一些地方起初还遮遮掩掩，但在有了呼和浩特的“破窗效应”之后，全国其他诸多城市必将纷纷效仿，一些地方为此还利用了大量的政策杠杆，除了“限降令”的托市之外，还有住房公积金贷款、契税补贴、外地居民购房落户等方面给予购房者优惠，以达到止滑增速的效果。

　　时下的楼市低迷，其间原因自然不言自明，一是限购使投机炒作的投资行为被限制，商品房作为最大的“炒价工具”无以发挥作用，“炒房团”不能再翻云覆雨，房产泡沫受到挤压；二是房价高企而刚需购买力不足，需求不旺自然就“有价无市”；三是随着保障房建设的进一步提速和增容，“居者有其屋”可以实现最基本的政策性保障，就会进一步拉低消费预期。

　　从2008年到2013年仅仅6年的时间，土地收入就从六分之一增长到三分之一，为地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援。然而，再暴利的行业也终归难以为继，再巨大的泡沫也有被吹破的一天，土地财政虽然好，但若贪杯必然会成为毒药。限价也好，托市也罢，住房关系到公共民生福祉，实行政策调控具有民本性。时下的问题在于，在解决民生的基本需求之上，实现市场归市场，民生归民生，限购与松绑都有其合理性。

　　然而，不能把保障“居者有其屋”的公共责任与“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商业规则混为一体。时下的限与松所引发的争议和讨论，不在于其本身的合理性与否，而在于商业行业与公共责任绑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结果商业行为背负了公共责任，而公共责任又侵染了太多的商业气。当政府以商业人和市场主体的身份直接介入时，自然就会限之不足，松之有余，在追求高房价和高土地收入上一路到底。

　　必然承认的是，当全民利益都被绑在了房地产这一行业之后，就像股票市场上的股民一样，可能会被深度套牢，并因之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各地不时上演的“降低砸楼事件”已成不和谐因素。更可怕的是，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可能会让政策层面处于饮鸩止渴的层次，明知救市风险巨大难以为继，但依然一个猛子钻了进去。限或许并不科学，但救绝对违背民生所愿和市场规律，公共政策最好的做法，便是在强化保障房、安居房建设，履行了自身的民生责任之后，对商业属性和改善需求的商品房，让市场的供需去发挥决定作用。

　　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一，证明收入结构已然严重失衡，对于土地财政收入的过度依赖，也必然会损及非房地产业的发展。如果要实现财政收入的多元化，以便于应对楼市下行的风险，避免增长的难以为继，就必须改变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断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可承受的发展速度之下实施经济改革，才能避免房价大起大落的不可承受之重，也才能改变土地财政依赖之下，公共政策的摇摆不定。

(来源:齐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