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指出,当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滋长,组织纪律松弛现象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部分领导各自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的“家臣”,内耗严重,形不成合力。
公务员下属竟然蜕变成了一些官员的“家臣”,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新鲜;但客观说,这种现象存在已非一日,只是不知下属的“家臣化”如今发展到何种程度与广度。下属如果有点品级的,那么就是“家臣”了,暂时没有品级而指望有的,则只好称之为“家丁”或“家奴”了。
官员把下属变成“家臣”,固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滋长有关,但从其起源与特征看,或与从前经常批判而今却不太提及的封建思想有关。然古今“家臣”还是有异同可说。但凡“家臣”,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知有“主子”、不知有“君主”,只知有“家法”、不知有“国法”,一切唯“主子”的马首是瞻,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封建时代“家臣”的出现,大多基于经济条件而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你要食有鱼、出有车,就得成为“家臣”,而“主子”则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后盾,战国 “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豢养食客数千人,就是自掏腰包。而如今官员的任何一个下属,薪水都取自财政而非上司,不存在因经济不独立而依附于人的问题,那么现在的“家臣”现象就很值得研究。
与下属主动“家臣化”相比,官员对下属实行“家臣化”改造或许更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下属都宣称自己是“党的人”、“国家的人”,他们本应该这样做;但假如他们真这样想,且以之作为与上司相处共事的原则,他们就不免遭遇现实的苦痛。在有的上司眼里,他们无疑是“幼稚可笑”的,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因此也是不可能有什么前途的。当某些人通过对某某长官效忠而飞黄腾达时,当他们深切感受到“公公不疼、婆婆不爱”的窘迫、在仕途上碰壁停滞不前时,他们就可能倾向于主动贴上“某某人”的标签,从而完成从“党的人”、“国家的人”到“某某的人”也即“家臣”的转变。
不难看出,下属的“家臣化”主要是官员通过控制其政治命运来实现的。只要成了“我”的人,只要唯“我”之命是从,什么都好说,什么都好办;否则,就请靠边站。“顺昌逆亡”在封建时代虽屡见不鲜,若今天还存在某个官员能主宰其下属命运,只能说明政治文明在局部的不进步甚至退步。把下属变成“家臣”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把分管领域搞成了“私人领地”,并据此“招兵买马”,招徕“家臣”。大的权力被个人垄断,小权力的分配必然成为私相授受。在这样的地方,组织被架空、被肢解而名存实亡,只有一个个标着“一家一姓”的“山头”以及只会增多不会减少的“家臣”。
任何视纪律为生命的政党、任何重视政令统一的国家,都应该铲除“家臣”产生的土壤。然而,人们也看到,一些官员实现对下属的“家臣化”改造,除了利用自己掌控的组织,有时也利用其不能完全掌控的组织而上下其手。此外,如孟尝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一类的养“士”之风虽尚未出现,但有的人恐怕早已具备了豢养如王安石所言“鸡鸣狗盗”的财力。这是尤应注意的两点。
(作者为北京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