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重读《随想录》

病床上的巴金（素描），詹建俊绘。

《随想录》（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巴金写《随想录》第一篇的时间是1978年的12月1日，当时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随想录》没有发表在国内报刊，我就去学校图书馆找香港《大公报》看，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表，差不多隔几天就去图书馆翻翻报纸。《随想录》第一个单行本是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我曾托香港的一个亲戚买了一本，带回来如获至宝。港版《随想录》一共出了五本，是写完一本出一本的，繁体字，直排的小开本，封面设计、装帧都很漂亮。《随想录》第二个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的，装帧很简单，白色的封面，每本大约是五六万字，是《随想录》完成后五本书一起出版的，外面加了封函。第二年北京三联出版社又出了《随想录》合订本（1987年），那是经巴金同意出版的，还特地写了合订本的新序。后来，《随想录》的版本就很多了，各种版本都有。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了新的精装合订本，装帧那么精致，显得那么贵重，还出了毛边本。

　　《随想录》完成到现在快三十年了，巴金去世也快十年了，《随想录》依然拥有大量的读者，可以说，《随想录》是一本研究上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的百科全书。这本书的写作与出版都和当时的时代信息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上世纪80年代应该说是一个精神面貌积极向上的时代，因为“文革”刚刚结束，大家都希望尽快地发展“四个现代化”，把中国变成一个强国。当时整个气氛是非常好的，社会上上下下的求知欲都很强烈，人们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充满着信心。但是改革开放也不是一帆风顺，任何一个年代都有其复杂性、曲折性，那个时代过去了，有很多信息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了解了，但被巴金的《随想录》保留下来了。我最感兴趣的是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一批年轻的朋友在读《随想录》。这是好事。

　　巴金《随想录》的第一篇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当时公映了一部很有名的日本电影《望乡》，这部电影写到日本妓女被美国人蹂躏的故事。因为写到妓女，国内就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有害的，不能公开放映，或者要将有关妓女的部分剪掉，报纸上还有很多议论。当时引起争论的还不仅仅是《望乡》，连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也引起争论，《水晶鞋》有一张王子和灰姑娘接吻的剧照登在电影杂志封面上，也有人要求查禁杂志等等。巴金就感到思想解放没有那么容易，改革开放的步履也没那么轻松。实际上，中国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多代价。正因为这样，巴金就开始写《随想录》，第一篇写《望乡》，他说，为什么有妓女的电影就不能放？难道有妓女的电影就会毒害青少年？会让我们都变坏？他说他自己当年从四川坐船到上海，就住在四马路的一个旅馆，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是红灯区，趴在窗口往下面看，全都是妓女走来走去，但是巴金也没变坏呀。所以他用自己的作品来支持《望乡》在中国播放，这不仅是《望乡》的问题，还涉及如何看待文学作品、如何看待西方和日本文学作品的问题。

　　这篇文章发表后，巴金一发不可收，他发现有那么多的话题要讲，所以他决定用《随想录》这个名字发一组文章，他也不确定能发多少，他自己心中也没有个数，他看到社会上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所以他在《随想录》总序是这样说的：“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也不高明。但它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前面已经说过，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12月1日，正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巴金的《随想录》是他的态度：支持改革开放，支持思想解放。这是巴金的一个宣言——“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写了，做得到做不到也不知道，但“我”要把这些文章留下来；“我”是“无力”的，是一个很衰弱的老人，但“我”要说几句心里话——他是以一种很低调的方法来写的。

　　我后来在复旦大学研究生课程上讲《随想录》文本细读，整整“读”了一年。我和同学们说，读这些文章要看那个时代的报纸、杂志文章和《随想录》中提到的文章，你必须了解那个时代背景，否则你是读不出味道的。巴金那时候已经是一个老人，写东西很困难。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他坐在那儿，说我这两天的手都不会动了，我写东西，钢笔架到右手上，手放在纸上却动不了，急着要用左手去推右手，他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推”出来的。那时候他刚好在写第四本《随想录》，叫《病中集》。这样一个老人，一个字一个字“推”出来的文章，肯定不会写得那么优雅、华丽。因为他每一句话都是跟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病痛在搏斗，坚持这样写下去。所以你如果光从字面上看，他可能写得非常简单，非常单纯。可是如果你了解里面有很多故事、很多掌故，我觉得那你就会读出这本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巴金把从1978年开始到1986年这一时期的社会信息、思想界和文艺界的信息，通通写进去了。当时社会热点特别多，关于《假如我是真的》那个“小骗子”的问题、关于《苦恋》的问题、关于现代派的评价问题、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关于“创作自由”的问题、关于教育的问题等等，他都写进去了。他对上世纪80年代这样一个伟大的、复杂的时代，做了真实的记录。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巴金所有的观点都是通过他自己的体验说出来的。就巴金站出来大声地说“讲真话”，我们很多青年人都嘲笑巴金，觉得巴金很胆小，他都快活到100岁了，还站在那里说要“讲真话”。讲真话有什么了不起，幼儿园的小孩子都知道不要撒谎，要讲老实话，对不对？好像“讲真话”这件事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就解决了。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做到了吗？如果连老实人都做不到，何谈做一个好人呢？从这个角度说，《随想录》的意义远远没有被认识。

　　如果你真正读懂巴金的话，就会发现语言与语言之间，他表面的文字与背后的文字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如果你知道他这篇文章为什么而写，他写这篇文章其实是讲什么问题的，你读《随想录》就会读出更多的味道。

　　我想这样一本好书是值得放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放在我们的书桌上，经常性地去阅读。如果说有一种所谓的“修身养性”，我个人是将这本书作为我的“修身养性”的书。 

　　（制图：宋 嵩）

　　《 人民日报 》（ 2014年06月17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