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員應公開信息、從業禁止

　　據報道，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法院日前對4名涉嫌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的被告人進行集中宣判。被告人不僅領到了刑期，還將被公開個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証號、照片、年齡、性別和案由，並被禁止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工作。

　　近年來，隨著社會對防范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視，不少地方都在探索對性侵犯罪實施信息公開、從業禁止。比如，2010年，浙江省慈溪市檢察院聯合其他機關制定出台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實施辦法》﹔2017年8月，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啟動了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限制從業機制。

　　主動公示性侵犯罪人員的個人信息，是為了充分揭示性犯罪風險，讓社會（特別是未成年人家長）更積極地做好防范。但是，此舉也被稱為“不得已的正義”，有很大的爭議性。比如，有人認為主動披露性犯罪者的信息，侵犯了個人隱私，不利於他們回歸社會，反而加大他們對社會的仇視，產生更多的社會矛盾。

　　應該說，這個制度的確存在一定法益沖突。但是，更應注意到性侵犯罪的特殊性，使之不能混同於其他犯罪。

　　性侵犯罪的特殊性在於：第一，社會對於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達成了零容忍的共識。性侵害最純潔、最沒有防范能力的未成年人，屬惡劣犯罪，是全社會的道德極值。第二，性犯罪者有著嚴重的“成癮性”，必須實施特殊防范。實証研究表明，實施性侵未成年人的作案人往往存在著明顯的性倒錯、戀童癖、兒童性騷擾、兒童性虐待，而成癮性是對未成年人再次實施性侵害的主要驅動力之一。在2015年我國公開的案件中，一人對兩名以上未成年人實施性侵的佔28.2%。美國司法部的統計數據則表明，性侵案犯在釋放后3年內的再犯率是其他類型案犯的4倍。

　　基於性侵未成年人的“不可饒恕”“成癮難愈”這兩個特性，很多國家選擇對性侵犯罪實施更嚴厲的二次防范手段。

　　以美國為例，1994年的《雅各·威特靈法令》要求各州每年都要對犯過性侵罪的人員進行住址核實。1994年，7歲小女孩梅根·坎卡被住在她家附近的一名性犯罪分子綁架、奸殺，之后美國就推出了著名的“梅根法案”：政府會通過公眾網站、報紙、宣傳手冊或其他形式，把性犯罪者的姓名、照片、住址、監禁日期和犯罪事實等告知社區居民。

　　此外，美國還提出了對有性侵兒童犯罪前科人員的住處進行限制，要求他們不能住在兒童集中的區域，比如學校、兒童日托中心。有的州甚至對罪犯實施“民事關禁”，將刑滿釋放的罪犯交由社會機構繼續對其實行監管，其實質是對危險的性暴力侵害犯罪人員與社會進行隔離。不僅是美國，英國、加拿大、南非等國也建立了性犯罪登記制度。

　　所以，我國在這方面的試點也不宜太機械，要堅持未成年人權利優先原則，對性侵者的隱私權、再就業權做必要的扣減。這是法治社會的必然取舍。

　　上海市閔行區對於性犯罪記錄人員實施“泛教師崗位禁入”，淮陰區披露性侵者的個人信息，都是有益的嘗試。但是也要看到，這樣的嘗試還是缺乏直接的法律支撐。刑法修正案（九）雖然規定了職業禁入制度，但那是針對“因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的，並不能完全覆蓋所有性侵者。所以，相關試點還得加速，盡早取得經驗，拿捏到合適的政策尺度，才能上升為國家立法，這需要司法工作人員以及教育等部門共同努力。

　　 （作者：沈彬，系澎湃新聞網首席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