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我們的討論是怎樣一次次被帶到溝裡的

　　網絡社交媒體的興起給予了人們前所未有的表達空間。但正如你沮喪地看到的那樣，這些討論中有相當一部分經常是以攻擊和謾罵收場的。這足以說明，我們雖熱衷於討論，卻不善於討論。那些原本應該心平氣和並且有助於我們增長見識的討論，是如何一次次被帶進陰溝裡的呢？我認為它們大多與以下兩種錯誤但又十分有殺傷力的論辯方式有關。

動機論，就是古人所說的“誅心之論”

　　動機論是一種極為常見的思維方式，當一些人反駁另一些人的觀點時，他們常常不是去說明后者的觀點在基本事實、價值導向和邏輯鏈條等方面有什麼問題，而是去猜測和質疑后者“為什麼”要發表這個觀點。

　　不應否認，人的價值、立場、觀點很難不受自己所處的社會階層和賴以生存的當下處境的影響。有句俗話叫做“屁股決定腦袋”，就是關於它的生動概括。但是，“屁股”對“腦袋”究竟有多大的決定作用，它究竟是如何影響“腦袋”的……這些問題因人而異，千差萬別，並不存在必然的關系。並且，社會事務中的許多問題，很難像自然科學那樣說得上有對和錯，它們的答案本來就取決於不同人的不同利益之間的博弈。

　　動機論者總是近乎無意識地預設，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所懷有的動機都是卑劣的，隻有己方一心為全社會謀利。但他們忘了，他們自己也注定是社會中的某一特殊群體，沒有什麼人能夠成為“普遍人”。

　　動機論以機械而又主觀的思維看待他人，注定會陷入邏輯上的死胡同——隻要對方反唇相譏：那麼你持這種觀點又代表了什麼不可告人的骯臟利益？動機論者常常啞口無言，進而惱羞成怒。

　　動機論的更大危害在於，它與陰謀論隻有一層窗戶紙之隔。

　　如果說動機論多少還是有一些客觀根據的話，那麼陰謀論就可以無邊無際地把想象和猜測發揮到任何地方和程度了。因此，陰謀論者總是可以把任何匪夷所思的奇怪邏輯說圓。

　　然而，陰謀論的力量恰恰在於它沒有根據。當一個人把爭論問題的根據建立在對對方內心的猜測上時，他可以任意猜測而不需要拿出任何根據，因為對方也不可能拿出任何証據証明自己內心沒有那樣想過。

　　之所以那麼多人喜歡陰謀論，並不是因為他們對這個復雜的現實世界有多少深刻的真知灼見，而恰恰是因為他們的頭腦很簡單，可他們又不願意承認自己頭腦很簡單。於是，缺乏各方面專業知識工具的他們，不得不一頭鑽進各種詭譎的陰謀論中，以便在聽眾面前顯得很高明的樣子。

資格論

　　“資格論”不像“動機論”和“陰謀論”那麼可惡，但比它們更加有說服力，因為它更符合一般常識。不是有句話嗎：“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但是，“資格論”就一定站得住腳嗎？

　　因為我沒當過老師，就不能對教育問題發表一些看法﹔因為我沒當過醫生，就不能對醫療問題發表一些看法﹔因為我沒做過生意，就不能對經濟問題發表點看法……按照這樣的邏輯，因為我沒當過市長，所以我就沒有資格對城市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發表意見﹔因為我沒當過總理，所以我就沒有資格對國家的大政方針提出見解……

　　“資格論”的第一重謬誤在於，它混淆了言論與行動的關系。真正意義上的“資格”（也就是法律意義上的資格）隻存在於需要實際行動、特別是需要行使某種特別權力的領域。

　　比如說，國家要通過某部法律，我不是人大代表，自然沒有資格去人民大會堂投票﹔教育部要修訂中小學教材，因為我不是專家委員會的成員，自然沒有資格對這事發揮什麼影響……然而，針對這類公共事務發表觀點，根本不存在有沒有“資格”問題。是人就有權利說話，至於他說得對還是不對，那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了。而且，恐怕也沒有哪個人和哪個機構能夠決定哪些觀點是正確的，哪些觀點是錯誤的。

　　“資格論”的第二重謬誤在於，它將人類知識等同於直接的個體經驗知識。但實際上，人類不僅有經驗知識，還有演繹知識﹔即便是經驗知識本身，我們從個體的具體生活實踐中獲得的也是極少數，我們的大量經驗知識來自於前人和他人。

　　是的，我沒有當過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員，但我或許學習和研究過政治、法律等許多相關知識，我還可能通過媒體和其他人了解大量這方面的具體信息。因為這個緣故，我對政府的工作完全有可能具備很有見地的觀點。

　　上面的“資格論”主要是針對發言者的“專業資格”，還有另一種“資格論”也非常有市場，它的重點是質疑發言者的“倫理道德資格”。例如，隻要我們自己沒有參與過大量的慈善救助事業，我們就沒有“資格”批評政府在某些救災事務方面的不足﹔隻要我們自己不是優秀共產黨員，就沒有“資格”評判一些黨員干部身上存在的不正之風……

　　於是，按照上面這種邏輯，每當社會上出現一些丑惡現象，我們就隻能一語不發，並立刻反求諸己，去反省自己身上存在的類似缺點並加以改正。

對人，而不是對事

　　“動機論”和“資格論”有一個強烈的共同點，那就是將討論“事”轉變為討論“人”。如此，則一次次的討論以不歡而散乃至問候對方母親告終，自然也就難免了。以前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諄諄教誨是，說話做事要“對事不對人”，就是針對這種錯誤思維方式的。

　　對同樣一件事情，不同人從各自不同的價值立場、現實利益和知識結構出發，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這個世界是多元的，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事情因而也是多元而復雜的，很難說哪一個結論絕對正確。

　　當我們討論一個問題時，我們的正確目標應該是通過不同觀點之間的碰撞，獲得思想上的啟發，增進對問題的認識，幫助自身提高。高質量的討論總是開放的，因為大多數討論並不需要決策，所以不需要強求“共識”。高質量的討論總是伴隨著大量認真的傾聽。

　　但我現在發現，那些熱衷於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觀點的大V小咖中，有太多人參與討論的目的似乎隻有一個，就是說服對方認同自己的觀點。他們希望的是說教，而不是討論，因此他們根本不懂得“傾聽”的價值。

　　而當他們感覺到用符合常識與邏輯的理性方式不能說服與自己意見相左的對話者時，如果他們仍想要佔領輿論的制高點時，便會不假思索地祭出“對人不對事”這一撒手锏——如果你成功地貶低了一個人，那麼他的觀點自然也就變得沒有價值。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一舉解放了人們被壓抑長久的表達欲望，過去那些彼此互不關心的遙不可及的人們，現在相互成為了聽眾，他們再也用不著擔心自己說錯一句話而得罪什麼人。因為即使得罪了，也產生不了實際的后果。人們從過去說話小心翼翼、拐彎抹角、欲言又止，突然變成了大言不慚、大放厥詞、肆無忌憚。但是，卻往往“對事”捉襟見肘，“對人”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