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靡之始，危亡之漸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們一定要牢記‘奢靡之始，危亡之漸’的古訓，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切實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奢靡之始，危亡之漸”出自北宋歐陽修等編撰的《新唐書·列傳第三十·褚遂良》。文載，唐太宗第四個兒子被封為魏王，生活奢侈，朝中不斷有人諫言﹔太宗不以為然，認為：“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余不止，小物何必爾邪？”褚遂良卻正告說：“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奢靡之始，危亡之漸”道出了一個從家庭到國家，從歷史到現實不斷重演的規律性現象，也揭示了人性中極難逾越的“二律背反”：生存條件惡劣時，人們奮斗的目標往往都十分實惠，一旦通過各種努力獲得了物質生活的豐饒，卻往往不幸陷入其中，最終走向自我毀滅。唐玄宗由提倡節儉、造就“開元盛世”，變為揮金如土，曾將一年各地之貢物賜予奸相李林甫，世風日下，很快轉向“安史之亂”。唐朝歷史值得我們深思。

“黜奢崇儉”被視作我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的一大綱領。乃至於個人德業的考量，養生養心，持家立業，為商為政，皆倡之以節制、勤儉。的確，歷史上曾有人肯定“奢靡”對經濟的積極作用。如明代陸楫認為：“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游，游必畫舫、肩輿，珍饈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伎，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幾。”顧公燮批評乾隆三十二年蘇州因荒年禁奢，指出“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明清時期，一些學者雖然看到了奢靡對解決就業（財富從富人流向窮人）的正面價值，但也不是大力鼓吹奢靡之風，所講的不過是社會上富有階層的消費影響，且為不得已之選項，非長久之計。直到今天，還有人為“腐敗刺激經濟”的謬論辯護，此類誤入歧途的怪論不值一駁。

不過，該古訓確為我們透過社會某些奢華假象，觀察背后頹廢走勢之實質，提供了新角度，中外歷史上從興到亡的大量例証為之注腳。“始”“漸”兩字說明，風氣的形成、危害的產生都是一個量的積累過程，就像“溫水煮青蛙”，沒有警醒的憂患性認知和防微杜漸的行動勇氣，聽之任之的放縱會讓大家在一口鍋中集體消亡。

當然，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生活相應地改善和提高無可厚非，共產黨人不是禁欲論者。問題在於，需要的滿足應該有合理的尺度。“需要”如果大大超過了社會的平均水平，突破了規章制度設定的約束和界限，就會使奢靡之風向健康的社會機體蔓延擴散。“上奢靡而望下朴素”是絕對不可能的。正如有論者指出的，一個執政集團的價值取向會成為爭相仿效的風尚。當整個社會不自覺地認同和浸染了這些意識時，貪欲就能把一個國家和民族推向毀滅的境地。

黨的十八大以來，對腐敗的“零容忍”正是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的“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它體現了刮骨療傷的政治勇氣，不僅為全面深化改革營造了風清氣正的大環境，而且也奠定了國家和執政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穩步發展的基石。

毛澤東同志曾提出“兩個務必”。早在新中國建立前夕，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就意識到：打天下只是萬裡長征第一步，要長治久安，就要避免“貪圖享樂”的情緒，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孔子說“奢則不孫（遜）”，一個人奢侈了就顯得不謙遜。奢靡盛行，同樣會危害到我們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

奢靡之風，戕害作為我們建黨之基、立國之本的“兩個務必”，開“危亡之漸”，可不慎歟？

（作者系國防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