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日本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曲解與選擇

　　客觀地說，無論從政治、經濟還是社會層面來看，中國倡導“一帶一路”建設以及由此可能產生的新秩序都會對二戰后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造成影響。而日本在二戰后美國主導下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中一直起著東部支撐點的關鍵作用，同時也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無法繞開的關系國。如今，“一帶一路”倡議系列舉措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日本如何根據變化判斷利弊得失並作出政策調整和選擇，我們如何冷靜應對和把控局面，無疑是影響“一帶一路”倡議發展前景的重要因素。

　　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政治解讀

　　追求獨立自主的大國地位，試圖改變所謂“政治侏儒”身份，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歷屆政府制定對外政略的一條主軸，安倍政府亦不例外。即使國內經濟發展陷入遲滯，安倍晉三仍一方面推行強力改革，力求效果短、平、快﹔另一方面則將政略目標重點鎖定在如何實質性地修改憲法，從法理層面替日本軍事和國防力量鬆綁，為日本恢復政治、軍事大國身份鋪平道路。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安倍內閣在推行上述內外政策時，始終將中國視為一個假想敵。受到“中國威脅論”思維的嚴重影響，日本核心決策者很難從互惠互利的角度來解讀中國的倡議。事實上，安倍內閣從一開始就對“一帶一路”倡議抱有明顯的警惕心和防范心理。

　　上述偏見有其深刻的歷史、政治根源，也與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走出去”所引發的地區形勢變化、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以及日本國內的保守政治思潮有關。這引致了決策層和保守政治精英層面在面對鄰國總體實力迅速提升以及由此產生的地區和國際影響時，會對照自身情況產生不解、反感乃至恐懼心理。這些先入為主的想法落實到安倍內閣對華政策上，就是將中國視為政治和安全假想敵，曲解中國對外戰略的擴張性和威脅性，且對新興崛起國家與現有（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前景持悲觀態度。這些深層次心理因素導致日本決策層無法冷靜而靈活地從經貿互利、共贏的角度來理解“一帶一路”倡議，更不要說像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以及英國那樣就事論事地接受和參與了。

　　這種偏見同時也反映在日本主流媒體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系列報道與分析上。自20世紀90年代起，日本經濟發展經歷持續低迷和動力喪失，日本政府和民間都在尋找新的精神支柱，新保守主義和新民族主義逐步成為日本社會的主流思想傾向，歷屆日本政府也有意迎合以及利用這種情緒。日本主流新聞媒體由於與政府具有體制和利益上的捆綁，其新聞報道的中國形象以及涉華新聞報道和分析一定程度上成為日媒傳遞民族主義情緒和宣傳政府態度和立場的“重災區”。考慮到上述情況，日本目前缺乏主動調整對華偏見的政治、社會環境及內在動力。

　　日本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政策選擇

　　就日本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領域是否應與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主動進行合作的問題，日本各界出現了與安倍政府不同的態度和立場。日本擁有相當程度的富裕資金，若能積極促進亞投行與美日主導的亞開行合作，同時與中國和其他域內外國家合作，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確是互利共贏的好事。

　　正是基於對亞投行較為理性的認識，在東南亞各國和英國申請加入以及法德意紛紛表態加入后，日本各界要求政府變更方針的聲音高漲：“為了基礎設施項目走向海外，參加是明智選擇”“為了實現公正運營應該參加”。為此，日本政府採取了拖延戰術，表示正與同樣持慎重立場的美國交換信息並商討對應措施，今后可能會調整政策。

　　事實上，從安倍內閣對“一帶一路”倡議所持一貫立場來看，日本政府借助美日共同立場來壓制住國內輿論，從而推進既定政治方針的意圖頗為明顯。

　　為了借助美國力量，確保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新安保法案能夠在國內順利通過，安倍內閣緊鑼密鼓地公布日本擴大在亞洲的基礎設施項目融資規模計劃，同時承諾未來五年提供約1100億美元，為亞洲的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提供資金。安倍晉三強調，憑借在節能技術和可靠公共交通系統領域的長期經驗，日本可提供高質量的項目，而這正是之前中方所認為中日在推進亞投行方面可以合作的領域。至此，安倍政府算是就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作出了明確的政策選擇。

　　出人意料的是，國際形勢再次發生變化，特朗普上台前后，日本決策層一度在心理上受到相當大的沖擊，拒不接受和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全心全力輔助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系統化的安倍內閣在經歷了擔憂與不安后，自2016年11月至今，安倍晉三數次訪美，力求穩住美日同盟關系。同時日本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經貿與外交措施，來守住在他們看來對其實現政略目標有利的美日主導的既成秩序，以“先進民主國家”之姿態維護地區安全，抵制並抗衡中國在東亞形成主導地位。若安倍晉三能夠第三次當選日本首相，則其任期將最長延續到2021年9月，期間若無重大國內外變故，其亞太政略頂層設計應該不會出現本質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基本上不會主動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結語

　　總的來說，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整體上易被安倍內閣以及保守勢力和媒體所利用，進行先入為主的負面宣傳。而近年來日本社會的日益封閉與保守，通過輿論反過來加強日本決策層、精英層對華偏見，使得日本難以從合作角度來理解和接受“一帶一路”倡議。但就多邊金融、經貿合作而言，日本各界精英仍有其自主判斷力和立場，不過在目前保守勢力佔優的環境下，政治影響力相對較弱。另外，日本決策層極力堅持其認定的原則，利用各種內外條件實現既定政治目標，根本上缺乏靈活變通，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和冷靜的應對方案。面對日本決策層和保守勢力反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執念，我們一方面從穩定中美關系，拓展和夯實與東南亞地區關系等外圍關鍵因素著手﹔另一方面則需主動探尋和構建面向日本公眾、學界、精英界有識之士的多元溝通渠道，通過對話、交流、人員往來以及共同研究，有針對性地推廣“一帶一路”和平發展倡議。

　　原載7月17日《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