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賣文救女”紛爭，不能光靠道德評判

　　昨天許多人都被深圳作家羅爾“賣文救女”的事情刷屏了。一個原本感人至深的故事，隨著有人曝光此事背后存在營銷嫌疑，輿論突然反轉。不少人認定，羅爾是在騙取公眾的愛心。

　　回顧這個事情的前前后后，做法確實有不少欠考慮之處。比如，未向社會公開自己的經濟狀況，也沒有細說他女兒的病情、治療方案以及預估治療費用，更沒能及時公開募捐進展。在募捐“爆棚”后，他也沒有迅速關閉捐款渠道，並公布對捐款的使用和處理辦法。特別是在自付部分不多的情況下就開展募捐活動，也極易引起人們反感。

　　不過，對於一個缺乏募捐經驗的人，很難指望他能把所有細節都考慮清楚，也難以苛求他把每一步環節都做到無可指責。但這事情卻暴露了當下個人求助行為的道德與法律困境。從社會道德層面來講，目前的輿論質疑其實默認了一個前提，即當一個人向社會求助，必須是家境困難，還必須是一個道德完美、履歷清白的人。可既是一個窮人，又是一個“完人”，有幾人能做到？

　　更重要的是，剛施行的《慈善法》並未覆蓋個人求助方面，這已經跟不上社會和時代的要求。如今，借助微博、微信以及各種網上捐贈平台進行個人求助，已經是一個普遍現象。然而，《慈善法》對基於慈善目的的個人公開募捐（幫助他人），對個人求助（個體自救）卻未進行規范。原因是，《慈善法》主要在於規范慈善組織的行為，而把個人求助納入社會自發的互幫互助的范疇。

　　這樣一來，個人求助行為雖然獲得相對自由的空間，卻也因監管缺失而淪為混亂無序。借助道德倫理規范，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約束個人求助行為，但對那些刻意騙捐、惡意炒作的人，卻是起不到多少約束作用的。因此，對於個人求助行為，顯然不能光用道德評判去解決問題，而還需要有制度規范，用規則來明確，當一個人想求助於社會時，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以及應該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