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時報：她是范冰冰，也是李雪蓮

　　《我不是潘金蓮》是一部讓不同觀眾都有所思的電影。原著作者和編劇劉震雲提供了優秀故事。導演馮小剛用中國傳統美學的技法講故事，他以說書人的身份從“李雪蓮”的身份說起，帶出了這個“偏執”“死磕”“不懂迂回”的執拗農村婦人的“冤案”。范冰冰驗出了“這一個”女人形象，她與一眾男配角的“戰爭”便是移動的天圓地方的清明上河圖。

　　《我不是潘金蓮》之前，誰會將范冰冰與這樣一個村婦形象聯系在一起？但仔細分辨，李雪蓮與現實中的范冰冰之間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可以找到相互映襯的，因為她們都是內心強大的女子。李雪蓮堅持上訪十幾年，范冰冰從最初的小家碧玉到現今的“范爺”，這種轉變伴隨著一個女人內心成長的過程。

　　2003年，馮小剛與范冰冰第一次合作，編劇是劉震雲的《手機》，完成了馮小剛的轉型之作。“手機”這個新鮮的溝通媒介，不僅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同時也開啟了他們新的創作生涯。范冰冰在《手機》中扮演出版社的編輯武月，是一個“職業新女性”的形象，在復雜的人物糾葛裡，她拿捏自如，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個“最佳女演員”，徹底告別“金鎖”時代。而農村婦女李雪蓮，則是與武月徹底的反面，一個孤獨且有秘密的執著的人，她要“問個明白”，不能一碼事成為另外一碼事，雖然她自己也不免“將一碼事做成了另外一碼事”，但是，當年的“離婚”確實有其問題。李雪蓮的痛苦當中，其實承載了太多的歷史的重負。就像馮小剛的旁白中所說的，李雪蓮作為一個普通農村婦女本來和縣長市長省長，和國家大事並沒有關系，但因為有了人大的召開，有了她的上訪，於是就有聯系了。

　　當李雪蓮被說成是潘金蓮或者小白菜、竇娥的時候，她其實已經被賦予了太多的歷史意義和現實錯落的污名。李雪蓮以一介女子身負歷史之重，這也是為什麼李雪蓮要不斷地上訪的原因（要與這一歷史的惡名撇清關系）。當被稱為潘金蓮的時候，李雪蓮被視為一個風流女子，她的上訪就是為了“正名”﹔而一旦被視之為“小白菜”“竇娥”的時候，她並不被認為有“冤情”，而是因為她的固執在各級官員眼裡成了一種挑戰和威脅，一種雙重歷史的重負，既是歷史上的，也是二十年前的，這雙重的重負，都使得李雪蓮的“正名”不再是“正名”，李雪蓮和各級官員們之間的訴求不同，其結果不同也就可想而知了。李雪蓮的痛苦，雖然是一種身份“正名”的痛苦，但其實也是歷史加諸於個人身上的痛苦。

　　李雪蓮的上告注定了是一個悲壯（又自帶滑稽與反諷，建構過程中隨時在解構這一行為藝術）的重復，但使得李雪蓮從反復變成反諷的，不是李雪蓮，而是符號和符號引起的痛苦，身份錯位引起的黑色幽默。對於李雪蓮來說，是不是或叫不叫潘金蓮，是生死攸關的﹔但對他人而言，她叫潘金蓮、小白菜、竇娥，又有什麼區別呢？這些稱呼，在他人眼裡，只是一個個分裂的符號，他們看到的是符號，看不到“人”在他們那裡，至於到底是潘金蓮、李雪蓮或者小白菜，都無關緊要。李雪蓮求的是個人身份的正確性，其實是一種名實一致，是能指和所指的統一。換言之，當她被稱之為潘金蓮時，她就已經不是李雪蓮，當然也就不是竇娥或者小白菜了。而令她痛苦的是她的“名”。她不知道自己是誰？在她那裡，“芝麻越滾越大，竟然變成了西瓜，螞蟻也最終成了大象”，她的痛苦，因而也就是一種符號的痛苦，是一種身份錯位的痛苦。再說回影視界（演藝圈、貴圈），演員（明星、藝人）在相當程度上也是背負了商業、情懷、名聲等各種負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