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整版文章探討“推動儒學融入現代社會”

《 人民日報 》（ 2016年09月11日 05 版）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根脈。近年來，社會各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情不斷高漲。與此相聯系，作為一種社會思潮的當代新儒學日益受到人們關注。如何充分發揮以儒學為主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與作用？如何認識把握當代新儒學的得失、推動其進一步發展？這是關系我們增強文化自信，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積極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課題。本期觀察版刊發的3篇文章，圍繞這些課題進行探討。

——編 者

一、當代新儒學思潮概覽（人民觀察）

新儒學思潮是當前我國社會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響的社會思潮。深入把握這一社會思潮的來龍去脈，理性辨析這一思潮的功過得失，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當代新儒學思潮的發展脈絡與思想貢獻

新儒家用以指宋元明時期的道學或理學，最初是馮友蘭為方便西方漢學界認知中國哲學而使用的名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與旅居美國的華人學者又用新儒家（學）指稱新文化運動后旨在復興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學的思潮、流派與學者。為區別於宋明理學，后來人們一般以當代新儒學（家）指代后者。

現當代新儒學思潮形成於五四運動前后東西方文化問題論戰和“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期間，這也可以視為這一思潮發展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思潮發生在抗戰時期及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大陸。第三階段思潮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台灣和香港地區。第四階段思潮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改革開放后又由一些華人學者引入中國大陸。第一階段思潮可以簡稱為“五四”前后的新儒學，第二階段思潮可以簡稱為抗戰時期的新儒學，第三階段思潮可以簡稱為港台新儒學，第四階段思潮可以簡稱為海外新儒學。其代表人物，第一階段有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等，第二階段有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等，第三階段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第四階段有杜維明、成中英、劉述先等。

近代以來，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有人持“思想文化決定論”，把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歸結為中國思想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學落后。這種觀點在甲午戰爭后愈演愈烈，在新文化運動中發展到一個高峰，形成了諸如“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等極端思想。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絕對地對立起來，把清末的衰敗一概歸咎於傳統文化，無疑是簡單粗暴的做法。那時，儒學面對的困境是空前的。儒學從對社會無所不在的滲透，變成了西方漢學家所謂的博物館文化、圖書館文化或古玩文化。在這種形勢下，當代新儒學圍繞“返本開新”進行了諸多努力。

當代新儒學思潮反思現代性，反思唯科學主義，重視人類與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與價值理性，其論域、問題意識與思想貢獻主要有：跳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二元對立，重新思考東亞、中華精神文明與現代化、現代性的關系問題，批評把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的看法﹔提出開展文明對話與建設文化中國﹔揭示儒學價值與現代全球倫理、環境倫理、生命倫理的內在關聯﹔強調儒學與現代民主具有一致性﹔發掘儒學的“內在超越”意涵，論証安身立命的“為己之學”具有超越意義﹔等等。當代新儒學致力於發掘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之源，闡述道德理想主義，肯定道德主體性，這對於糾正當代社會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論以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是有積極意義的。

港台新儒學的成就與局限

港台新儒學最著名的事件，是1958年唐君毅、牟宗山、徐復觀、張君勱等人聯合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個宣言主要是針對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解而發的。該宣言認為，“中國文化問題，有其世界的重要性”﹔中國文化不是“死物”“國故”，乃是“活的生命之存在”。中國文化的倫理道德思想和實踐，不僅是一種外在規范，而且是一種內在精神生活的根據。從孔孟到陳朱陸王的心性之學“是中國文化之神髓所在”，是人之內在的精神生活的哲學。由此，港台新儒學提出了“返本開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學的根本，開出“新外王”——現代科學和民主政治。

台灣鵝湖學派等繼承港台新儒學的思想，堅持其理念，繼續在民間起著弘揚儒學的作用。在台灣，分散在不同大學和研究院所的儒學教授們人數不多、力量不大，但他們堅持中國文化的理想，堅持中華文化認同，堅持中國經典與常道的闡揚、傳承與轉化，是難能可貴的。目前，這一陣營正處在分化、重組的過程中。

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時也應看到，港台新儒學存在不少局限性。儒家價值系統在現代港台社會仍然有其價值和意義，但需要重新定位。歷史和現實昭示我們，將儒家的終極關懷、道德理想主義的合理因素融入我國新文化體系中，甚至使其超越國界、融入人類新文化體系中，都是必要和可能的。但像一些港台新儒學學者所堅持的那樣，試圖將儒家“內聖外王”的基本結構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則是不可能的。現代生活非常復雜，發揚儒學在現代生活中的價值，必須實現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大陸新儒學的界定與發展走向

大陸新儒學（家）究竟如何定義，學界見仁見智。有人以此相標榜，但學界卻不以為然，因為他們持封閉的立場，脫離了時代與現實。因此，需要為大陸新儒學（家）正名。中國哲學界一些專家的看法是：就其主流而言，所謂大陸新儒學（家）或新時期中國大陸的新儒學（家），是受當代哲學思潮特別是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影響，面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互動的背景下，以儒家哲學思想的學術研究為基礎，積極調動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促進儒學與現代社會相適應，並創造性地詮釋儒學精義、推動儒學現代化與世界化的學派。大陸新儒學有一個共同的價值取向，即強調中西融合與儒學的根源性、當代性、開放性、包容性、批判性、創造性和實踐性。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新儒學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都取得了積極進展。

在理論上，大陸新儒學在儒學新話語體系的建構上頗有創見與貢獻。比如，湯一介的天人、知行、情景“三個合一”論，龐朴的“一分為三”說，張立文的“和合學”，蒙培元的“情感儒學”，牟鐘鑒的“新仁學構想”，陳來的“仁學本體論”等，在國內外都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大陸新儒學的哲學思考受到西方新思潮、新問題的啟發，也對后者予以回應和批評。對於儒學經典，大陸新儒學是接著講而不是照著講的。大陸新儒學思考的中心是傳統儒學與當今時代的關系問題，致力於調動儒學資源回應時代的需求和挑戰。受到現代西方哲學“拒斥形而上學”“反本質主義”的影響，大陸新儒學大都主張消解形而上學，或者隻承認廣義的形而上學的意義，主張終結狹義的形而上學，把真實的“情”放在最高地位。

在實踐上，大陸新儒學的一些學者積極支持、引導民間儒學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大陸一些地方自發形成了民間儒學。民間儒學可以理解為在民間、在日常生活世界裡的儒學，或民間組織推動發展的儒學，既包括鄉村儒學，又包括城市社區儒學，還包括各地書院的重建。其主要目標，是使儒家文化的做人做事之道即儒家仁義之道在國人的心中扎根。從一定意義上說，民間儒學的發展是儒學靈根自植、融入當代社會的積極探索，能使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等儒學的核心價值進入尋常百姓家，成為百姓的生活指引與安身立命之道，從而實現安立世道人心的價值目標。為推動民間儒學發展，一些大陸新儒學學者紛紛到民間去弘揚儒學，把會議儒學、書本儒學轉化為民間儒學、生命儒學。雖然其形式還有待探索、成效還有待檢驗，但這種努力值得肯定。

（作者為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

二、著力建構新的世界化儒學（當今聚焦）

哲學總是在回答時代問題中不斷向前發展的。當今時代，儒學發展面臨諸多必須正視的時代挑戰和應當解決的現實問題，諸如東西方社會現代化的動力與目的問題，東西方社會新一代面臨的多元價值沖突問題，現代國家治理方式多元化及其國際整合問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惡性利益追逐與市場競爭問題，生態危機與人類文明發展的沖突問題，人類未來走向與發展取向問題，等等。除此之外，來自宗教信仰者的詰難，來自西方政治制度的批評等，是儒學發展的外部挑戰，考驗著儒學解決矛盾的能力與智慧。

面對問題和挑戰，我們亟須增強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不斷推進理論創新與道德實踐，著力建構新的世界化儒學，積極影響社會、國家乃至人類的發展，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文明進步。

保持儒學核心價值

儒學的“返本開新”，首要問題是保住“本”即保持儒學的核心價值，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儒學，就容易走偏甚至迷失。

儒學的最大特征是“有諸己而后求諸人”，倡導一種自主自強之德、返本之德、創化之德、求同存異之德、包容之德、信任之德。在此基礎上，才能實踐仁道、尋求義道，建立禮制亦即行為規范。儒學關注人在社會中的價值實現，注重發揮人性中積極進取的一面。儒學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即聖人之道人人都當行也可行，行不行則在乎個人自覺與否。儒學先不問效果，強調自強而后助人、自強而后立人、自強而后達人，強調“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由此可見，儒學是一種德性倫理學，不同於古希臘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學，也不同於美國當代倫理學家麥金泰爾的倫理學，更不可成為時下相對主義者提出的所謂角色倫理。有西方當代學者看到中國社會注重人際關系，甚至存在庸俗的拉關系現象，就斷言儒家把有利於實現自我利益的關系看作高於一切，把角色看成人存在的最高或最基本的形態。這是一種消解與庸俗化儒學的觀點。

其實，儒學並不隻強調人在組織裡扮演一個角色，更注重的是由獨立的個人組成家庭然后形成國家，強調在集體和組織中保持人的獨立性。儒學重視真誠，重視人的真性情，重視對生命體驗、生命價值的真實表達，尤其重視辨清是非善惡、把握取舍去留。儒學強調，為人的目標不只是扮演角色，同時要真誠地面對社會關系。角色倫理注重人們扮演社會角色的形式與技術，孔子說的“鄉願”就是一種成功的角色扮演，孔子稱之為“德之賊”。角色最多是一種外在規范在組織中的體現，這是角色倫理本身存在的問題，但儒學並不存在這個問題。我們應充分認識儒學的真誠性與德性，將儒學看作真誠倫理和德性倫理，而不是膚淺地將其看作角色倫理和關系倫理。

發揮儒學經世致用功能

中國的和平發展，雄辯地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的價值。當代新儒學應認清自身的方向與潛能，認清自身的時代定位，認清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責任﹔不但要與世界文明積極互動，而且要堅持人類大同的理想追求，充分發揮修己安人、經世致用的功能。

客觀地說，儒學對於這個時代的價值，對於人在天地之間安身立命的價值，對於人類應對危機挑戰的價值，還沒有充分體現出來。儒學不應脫離現實生活，也不應漠視社會發展，而應將自身的核心價值與現代社會的需求有機結合起來。當代新儒學應關注的對象，除了傳統的思辨、倫理與政治問題，還應包括生態、經濟、管理、醫療等諸多當代問題。為此，我們可以探索建立生態儒學、經濟儒學特別是低碳經濟儒學、管理儒學和醫療儒學，將儒學中的本體論、倫理學與知識學灌注到這些領域之中，形成相關的價值、規范與目標。

對於本文開頭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當代新儒學可以從以下認識前提出發，探索提供參考性答案：不同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必須不斷超越自身、相互借鑒，促進內外平衡﹔當代人面臨的價值困境，正是儒學創新發展的良機，當代新儒學可以引導人們處理好知己與知人、成己與成人的關系﹔儒學秉持的儒、釋、道調和與統一的理論，有助於解決西方世界中三教（即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沖突與敵對問題﹔民主政治的基本內涵與實現形式是多元的，當代新儒學可以為當代民主政治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實踐智慧﹔弘揚儒家義利觀的合理要素，有助於從社會責任與道德修養入手解決資源與利益分配不公問題﹔儒學關於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思想和理論，不但有助於建構當代生態文明，而且對人類未來發展具有重要導向意義。

（作者為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

三、儒學精華造福現代人生（大家手筆）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社會物質財富迅速增長，人們的生活和醫療條件等都得到了極大改善。然而，現代人也經受了種種“病變”。

例如，現代生活對於高科技和人為環境的過分依賴，造成了一種讓人始料不及的矛盾：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越來越強，而適應環境的能力卻越來越弱﹔人為環境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有可能使個人生活甚至社會生活陷入混亂。因此，對現代人的生活而言，不確定性、不安全感在增強。

又如，現代生活的緊張節奏容易造成人們生理或心理上的失衡。尤其是在一些流水作業的生產線上，人們日復一日地重復著單調的操作，生活變得緊張、機械和乏味，容易導致失落感和對生活的迷惘。

另外，當今人類面臨嚴重的生態平衡和環境污染問題。這一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決，不僅會威脅現代人的健康，更為嚴重的是將貽害子孫后代。這是擺在我們面前非常緊要的問題。

面對上述種種“病變”，儒學精華大有可資汲取和借鑒之處。

人與自然和諧一體，這是儒學十分強調的思想。儒家認為人與天地萬物同為一氣所生，具有同根性、整體性和平等性，因而倡導“仁民愛物”。宋代著名哲學家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強調萬物與人為同類，人們應當推己及物。宋代理學的創始者之一程顥也說“人與天地，一物也”，又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儒學為主要理論基礎的中醫認為，人與自然和諧狀態的失調，是人得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醫治療中，無論是診斷還是開處方，都首先參之以時令節氣，乃至嚴格到選擇藥材的產地和生產時間。這種將人類健康與自然環境聯系起來的觀念，至今仍然適用。這種觀念告訴人們，為了自身的健康，人類必須全力保護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此外，儒學還有許多關於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節制消費的思想。例如，荀子將“節用”與“御欲”聯系起來，提出人們在生活消費中要有“長慮顧后”的觀念，而不應任人之欲。那種“不顧其后”、奢侈浪費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淺知”之徒。這是有深遠意義的見解。

有人認為，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忽視或壓制個性。這有一定歷史根據和道理，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任何個人都不可能離開群體而存在，隻有得到社會的認可，才能凸顯個人的價值。因此，儒家強調服務群體和社會，並非只是消極地否定自我﹔相反，個人對他人和社會群體的奉獻，正是實現自我價值、形成完美人格的正確途徑。“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的名句傳誦至今，正反映了人們對獻身於社會群體這一行為的高度肯定，也反映了人們期望社會涌現出更多具有這種高尚品德的君子。

一個人的言行受他的“心”（頭腦、思想）支配，一個人觀念的變化會影響其言行的變化。荀子說：“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人是參與到天地生養萬物進程中的，而人的這種參與不是一般的參與，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說的是人在天地萬物中的地位就像心在人體中的地位。人心一動，人的言行就會發生變化。與此類似，人類觀念、行為的變化，也會引發天地萬物的變化。正因如此，人類更應對自我有充分的認識，對自身言行有更多的節制。

儒家認為，人既要能認識自己的大，也要能認識自己的小﹔不能以大自傲，也不能以小自卑，正所謂“泰而不驕”“位卑未敢忘憂國”。然而，這並不容易做到。人的自我失落，大都來自於同自然和他人的不融洽、不協調，而其根源則在於自我本身，即不是由於隻見自我之小而妄自菲薄，就是由於隻見自我之大而妄自尊大。也就是說，不能恰如其分地認識自我，缺乏自知之明。儒學是以人為本的文化，既認為人是萬物之靈，又認為應合理安頓人在天地之間的地位，形成天地人三才之道。人類的最高宗旨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與天地參”，讓人類的智慧參贊天地造化。這是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良方。

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國人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精華的自尊和自信不斷增強。當此時勢，我們應更加積極地開發儒學這座寶庫，使其日進日新，在散發古老光輝的同時展現嶄新的時代風採，為人類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