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将“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这是深入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得出的重要论断。今天的学术版围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进行阐述。

——编 者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学苑论衡）

邢广程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拥有14亿多人口而又精神上文化上高度团结统一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将“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历史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从古至今，各民族都为祖国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力量。建立了向内凝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的重要历史表现。

建立向内凝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我国地理特征为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多呈“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势。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自然环境比较优越，经济发展较快，文化水平比较先进，能够对周围地区产生辐射力和吸引力。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华夏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从黄河中下游向外发展，逐步形成了汉族；生活在中原地区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逐步向内聚集，形成了多民族融合互动、向内凝聚的自然历史过程。此后，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局面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即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建立的统一王朝、多民族王朝并立，这三类政治局面都表现出极强的向内凝聚特性。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通过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协同和带动周边少数民族发展，形成强大的向内凝聚力；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建立的统一王朝本身就是向内凝聚的产物，这些王朝入主中原后又极大地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凝聚的趋势；在多民族王朝并立的时期，各并立的王朝都以正统自居，并极力争夺中原地区的“正统”地位，即使在这样的时期，大一统思想依然在起作用，中华文明依然表现出突出的统一性，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内聚性依然在发展。这些历史现象的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秦朝实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起点。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这表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逐步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向内凝聚的结果使中华文明呈现出突出的统一性。

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中的“多元”和“一体”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各民族内在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辩证和谐的共同体关系，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模式。目前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此为“多元”。不过，这些民族从来不是以相互隔绝、相互排斥状态出现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嵌入，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形成了共同体，此即“一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形成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56个民族这个“多元”在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得到充分体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救亡图存的历史。在外来侵略寇急祸重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英勇奋斗，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捍卫了民族独立和自由，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保卫祖国、抵御外侮的壮丽史诗。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危急时刻，各民族总是能够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其丰富历史内涵和鲜明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通过交往互动，逐步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和谐关系，共同营造了统一的共有精神家园。这个统一的共有精神家园容纳和融合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最终融为一体，并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上中华民族虽曾遭遇很多挫折，但中华文明始终一脉相承、绵延至今，一个基础性原因就是在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作用下，中华民族各民族拥有“融为一体”的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各民族拥有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国土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生活、繁衍生息的疆域和空间，是我们前辈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极其宝贵的不动产。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分裂国土的行为都没有好下场，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现在和未来，一切妄想分裂国土的行径也都不会有好下场。国家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在中国历史上，一切搞乱国家的行径都受到了历史的无情审判。现在和未来，一切妄想搞乱国家的行径也必然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是，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现在和未来，一切妄想拆散民族的行径也一定会遭到历史的惩罚和人民的唾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国先民创造的许多伟大文明成果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必定传承中华文明，必然走自己的文明之路。

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今的2000多年里，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时刻提醒着我们：国家分裂必然意味着社会动荡，而社会动荡则是生灵涂炭的开始，绝不能容许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告诉我们，国家统一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永远都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全国各族人民命运所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表明，一个羸弱的国家不可能维护住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可能保护好各民族群众，不可能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安宁。新中国的成立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才能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是各族人民利益所系、幸福所系、命运所系。

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贡献史学力量

古往今来，历代中国人民都用自己的行动维护着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面向未来，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应不断深化研究，为传承和巩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贡献史学力量。

做好重大学术问题研究。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研究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重大问题为抓手，做好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具体来看，我们要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讲清楚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等等。

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古代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所确立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华民族始终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大一统传统和理念具有重要时代价值。中国历史研究院首批重点课题之一《清代国家统一史》从国家统一的视角客观阐述清代国家实现统一、巩固统一和维护统一的历史进程，较好地体现了大一统思想。我们要继续做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深度研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大一统传统与现代国家统一的有机衔接，不断筑牢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

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少数民族纳入中国史，随后的历代史著都延续这个体例和传统。这些史著真实客观和系统地记载了中华民族各民族融为一体的历史事实，体现出我国古代史学维护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担当。今天，我们要着力提高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研究水平，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深入总结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实现、巩固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经验，揭示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规律，把握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推动有关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历史研究不断走深走实，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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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为一体 牢固凝聚（学术随笔）

谢 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深刻阐明了这一突出特性对于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的重大意义。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发展史，像中华文明这种大地域文明还具有如此突出的统一性，是非常难得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塑造、支撑和传承的结果。其中，有三个方面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治地理的理想建构，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起到了塑造作用。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开辟之功，以高山大川、江河湖海为地理标识，以河川贡道为联结，划分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在治水分州的基础上，《禹贡》又描绘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由近及远、渐次而成的甸、侯、绥、要、荒“五服”体系，提出以方五百里或千里的整齐划一尺度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以期实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的境界。《禹贡》中的“九州”，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地理建构，其擘画的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天下大一统格局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蕴含着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国家观，寄托着济世经邦之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视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根本的大一统家国情怀。

治理制度的演进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凝聚力，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起到了支撑作用。作为完整拥有黄河、长江两条大河的大地域文明，中华文明具备适合农业开发和国家延续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历代王朝国家和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曾在这片大地域上探寻稳定的人地关系和制度模式，以期发展农业、繁衍人口、延续文化、稳固边疆。秦汉王朝的疆域，已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基础。自秦汉开始推行的郡县制行政区划体系，总体上为历代所遵奉。历代王朝根据疆域规模、职官制度的具体情况，对行政区划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理化调整，并对行政体制加以改革。从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到逐步完善的选拔制度，治理制度的演进能够为国家选拔人才，再通过体系化的职官制度将一批批官员派驻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确保中央的决策和政令得以达至基层、远及边疆。随着朝代更迭和疆域拓展，这片广袤大地的各个区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地区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深，各族人民互动日益频繁。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政权往往会选择以达济天下为国家追求，建立一统的统治秩序，并根据边疆治理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选择能够实现疆土稳固和民族团结的国家经略。另一方面，各民族在迁徙、定居过程中也开拓着疆土、稳固着边疆，并与中央王朝及其他民族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不断加深，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不断强化。

地域文化的认同形成了源源不断的向心力，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起到了传承作用。尽管大一统的中国历史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但也应看到，其中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在发展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归根到底需要通过稳固的地域文化认同得以确立和传承。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地方政府就面临着重整户籍、清理财政、稳定秩序等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民众常常依托社会组织和地方乡贤士绅等，重建集体记忆，通过各种民间文本的历史叙事，既强调旧制传统，又适应新政改变，对社会组织加以维系和更新，确认并保护其资源、权利。在新的行政区划得以建立的过程中，地域社会的差异性逐渐被纳入国家制度的统一性。与此同时，许多外来的文化元素也被吸纳到本土化、统一性的地域文化建构中。从文化意义上领悟这种包容多元的统一性，才能理解为何中国历史上多次遭受变乱和挑战，但统一的国家始终存续。此外，“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这类维护国家大一统的理念和举措，不仅仅着眼于技术化的标准制定，更以知识和制度的方式，对地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不平衡性以及朝代更迭所带来的各地域间的矛盾加以调适。这样的调适为地方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技艺的传播带来了便利，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文化和国家认同，通过源远流长、未曾间断的传世典籍以及口耳相传、日用不觉的礼仪习俗，将生生不息、繁盛多元的地域文化牢固地凝聚成博大精深、根深叶茂的中华文明。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统一性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作者为中山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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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齐治平 兴亡有责

家国情怀激发向心力和凝聚力

朱 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这是深入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得出的重要论断。自春秋时期萌生大一统观念后，在200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虽然统一与分裂的局面交织出现，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是历史大趋势。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国家统一的局面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就要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全面理解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所激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价值观基础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西周时期，族权与政权的结合使得家与国具有相同的内在文化机理和社会功能，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政治伦理。西周之后，这种政治伦理主要在儒家思想的倡导下，进一步实现系统化理论化。如《论语》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进一步引申出“修齐治平”的说法：“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汉代以后，基于这些重要思想而形成的家国同构秩序，成为历代王朝奉行不悖的治理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经由士大夫阶层的传承和弘扬形成了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是认同中华文明、维护中华文明的一种强烈表达。唐代韩愈所谓：“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宋代陆游临终前赋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明代王阳明所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顾炎武在明亡之后宣称：“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可以说，这种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社会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基础。

在充斥着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正是以家国情怀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中华民族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重要精神武器，成为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强大精神动力。尤其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家国情怀对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兴起、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以后，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图谋，日本一些人不断制造分裂中国、否认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的各种论调。为了反击文化入侵，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家国情怀对种种谬论进行有力驳斥。比如，大力宣传“黄帝子孙”“炎黄子孙”，不断强化关于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认同，使得这种带有全民族泛血缘或象征性血缘关系的文化符号，在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得到多民族、多种政治派别的高度认同。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境内的诸多民族同为一家的说法，如熊十力认为中华民族“如一家昆季，分言之，则有伯仲；统称之，则是一家骨肉也”。此外，以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知识界人士，发动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声势浩大的讨论，有力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特征。这种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的凝聚与广泛流传，激发了全民族抗战的强大精神动力，对挽救国家危亡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家国情怀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推动家国情怀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唱出了各民族的心声，成为时代强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家国情怀，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让家国情怀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升华。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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