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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党政治遭遇前所未有困境

2017年07月02日03:49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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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大肆标榜自己的两党制、多党制,认为只有西方政党制度才体现了民主的真谛,并极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政党制度。但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乱象频现,还时常飞出“黑天鹅”,让人大跌眼镜。西方政党政治到底怎么了?本期观察版的几篇文章围绕西方政党政治遭遇的困境进行了分析。

——编  者

政党博弈恶果频现西方政党政治陷入泥潭(人民观察)

柴尚金

前些年,一部可谓“白宫甄嬛传”的电视剧《纸牌屋》引起不少人对美国官场权力游戏的讨论。此后,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更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关注。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实践一再证明,西方的政党制衡与博弈,多以裹挟民意、绑架国家利益、加速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这一点在当今西方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政党恶斗加剧政治极化

西方国家的政治运作基本上是以政党为载体的,执政党和反对党经常实现角色互换,“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钟摆效应成为常态。随着政党博弈愈演愈烈,政客为取悦舆论或特定选民,往往特立独行走极端,导致缺乏理性和包容的“否决政治”盛行,从而加剧了政治极化和朝野矛盾。近年来,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在执政中的分歧不断拉大,政治极化更加明显。美国国会在讨论有关议案时,以党派划线,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比如,由时任总统奥巴马倡导、民主党议员全力推动的医改法案在国会表决时,参众两院中的共和党议员极力反对该法案。美国《外交杂志》评论认为,美国国会实际上是一群极端分子在作战。奥巴马在去年初的国情咨文中无奈坦言,其任内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成功弥合党派分歧和处理好府院关系,称美国必须作出系统性改革才能赢得未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政治极化的现象更加明显,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争斗趋于白热化。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在许多实行西方政党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和在野党也往往尖锐对立,政坛乱象不断。最近,委内瑞拉反对党正义第一党领袖卡普里莱斯、反对党议员团主席博尔赫斯等结成的反对党联盟“民主团结圆桌会议”,试图通过煽动街头暴力和抵制举行制宪大会等将总统马杜罗拉下马,现政府和反对派严重对立,势同水火。

政见分歧导致议会立法和监督功能不断弱化

议会里多党制衡虽可防止政府揽权,但往往容易导致政府“短命”,更导致议会运行效率低下,立法和监督功能不断弱化。比如,意大利政府更迭频率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多年来还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议会过半数席位而单独组成政府并长期执政。为改变政府软弱短命局面,去年12月,年轻气盛的民主党总书记伦齐当选为意大利总理后,立即推动修宪公投,试图将议会两院合并,缩小议会权力,让政府有更大作为。但意大利“五星运动”等反对力量借民粹情绪,把公投变成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倒阁行动,伦齐修宪努力落空,不得不宣布辞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称,“这就是典型的意大利政治,总理不断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议会内的党派斗争愈演愈烈,议会立法被迫停摆已成常态。2016年印度议会冬季会期是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停摆时间最长、争议最激烈、成果最少的一次会议,各派围绕莫迪推出的货币改革新政反复角力,主要反对党联手以各种方式阻碍议会正常运行。由于许多涉及民生的法案在议会无法通过,迫使印度最高法院卷入诸如规定垃圾处理方式、限制节日期间使用公共扬声器和燃放鞭炮等社区事务管理之中,司法无法可依困局频现。欧洲左右翼政党政策主张虽大同小异,但执政党和反对党往往相互掣肘,议会成为角斗场,议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也在不断弱化。

政党民粹化恶化了政治生态

当前,西方一些政党挟持民意,对抗传统精英政治,政党理念主张和活动方式日益民粹化。一些草根型政治领袖借助民众对现行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的不满,批判当前政治的腐败和议会民主的低效无能,其反传统、反权威受到民众欢迎,从而赢得较高支持率。意大利“五星运动”是典型的民粹政党,它高举“人民反抗上层统治”“让所有政治人物回家”等旗帜,一度引发草根阶层的狂热追捧,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从社交群聊到正式组建政党、从政坛新手到议会第二大力量的飞跃,改写了意大利自由人民党和民主党两大主流政党近20年来轮流执政的历史。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一个原因,是他迎合了美国国内反精英政治的民粹情绪,利用了很多美国人对华盛顿政治精英不信任的心态。在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前,美国民粹政党“茶党”发起人佩林就力挺特朗普,称他是改变美国政治现状的合适人选。但特朗普上台后选择两个富商来管理与底层社会联系密切的教育部与劳工部,让这次投特朗普票的人又失望了,他们开始质疑这个自称体现全民意志的“先进民主”制度到底怎么了。

国家重要决策被利益集团绑架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美国的民主政体已阻碍能真正促进公益的政策或改革的形成。奥地利国民议会议员雅若林认为,西方政党政治党争无休无止,导致重要决策被利益集团绑架。特朗普善于借助共和党保守派力量,将一些个人主张转化为共和党政策,以党派甚至个人意志替代全民共识。美国新国会履职第一天,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恩茨就拿出一份决议案,提出利用预算授权法案使奥巴马医改法案实际瘫痪。此举招致民主党人强烈不满,认为“不能还没想好新的医疗方案就让3000万民众失去医保”。特朗普放松政府监管、减税让利、废除医保法案等颠覆性政策,被认为是以共和党保守派的利益冲动代替国家利益和民主共识。英国独立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等欧洲民粹政党利用部分民众反经济全球化、反欧盟、反欧元的不满情绪来宣泄反精英政治的诉求,并声称这是顺从“人民的选择”。实际上,民粹政党并非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也不是有担当、负责任的政党,它们既没有对反经济全球化、反欧盟、退出欧元区的结果有任何对策,也没有对未来国家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民粹政党裹挟民意,以破坏经济全球化和现行秩序为目的,对于国家发展没有任何益处。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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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博弈损害国家利益(大家手笔)

周淑真

政党的兴起是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西方政党政治中,政党就是围绕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和参与政权而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政党之间围绕权力进行博弈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常态,虽然这种博弈有利于政党之间相互监督,但它往往是以妨碍国家发展进步为代价的。近年来,西方政党政治日益遭遇困境:2016年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赢得大选,就任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颠覆了很多人对传统政党领袖的认知;2017年法国马克龙领导的政党“前进运动”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打破了法国传统政治格局;2017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提前3年举行议会选举,本意是想让保守党在议会里再多拿一些席位,结果反而失去了原有的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导致“悬浮内阁”出现,留给英国一个没有共识的烂摊子;2017年9月,德国将举行大选,形势可谓扑朔迷离。西方政党政治遭遇的困境,不仅可能给国际体系建设和国际协作带来重大障碍,而且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具体而言,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对党的竞争会威胁国家的统一,特别是存在地方性政党的国家。追求地方利益甚至谋求独立的地方性政党(如英国的苏格兰民族党)与全国性政党之间的竞争,容易造成国家分裂。

二是政党博弈过程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各政党候选人通过中伤、抹黑对方以赢得选举的做法,会严重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形象。2016年美国大选从两党内部的初选开始,可谓“乱”字当头、意外频发,最后进行角逐的希拉里与特朗普两位总统候选人则是争议不断。从希拉里的“邮件门”“健康门”到特朗普的“录音门”“避税门”,令人大跌眼镜。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希拉里与特朗普比拼的重点不是用政策差异吸引选民,而是看“互黑”的手段。这场乱象频现的大选带给选民的是失望和愤怒。同时,新旧总统在政权交接阶段的缠斗厮打,改变了人们对美国政党政治运行规则和竞争方式的认知。

三是政党博弈使政府施政缺乏安定环境,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难以有效推进。在西方政党制度下,很难产生强有力的、得到多数民众支持的多数党政府,最后一般是由多党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导致政局不稳、政府更替频繁。同时,由于选举周期的限制,各种选举持续不断,难以为政府施政提供安定的环境。此外,由于政党之间的对立和竞争,赢得选举的政党势必排斥敌对政党的人才,这种人才资源的浪费也是国家的损失。

四是政党博弈使西方政党成为分化社会的工具。在西方政党政治中,反对党通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并不具有建设性,很少能提出新的政策主张让选民考虑选择。西方政党政治在政治上的竞争,与一个国家发展所应强调的凝聚共识相违背,也与政党是社会力量的整合载体的传统理念相冲突。可以说,西方国家政党现在已经演变成分化社会的工具。

政党是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桥梁。从理论上讲,国家利益应该是西方国家执政党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出发点;但事实上,国家利益的公共性与执政党的特殊利益追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国家利益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大至国家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小到公民的日常生活。在现代社会,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国家在基本建设、公共卫生、国民教育、交通运输、社会福利、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科研规划等社会公共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在西方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情况下,理性的公共政策因为政党博弈很难形成,更难以持续实施。比如,“奥巴马医改”是奥巴马执政8年苦心经营的最重要改革,被其视为最重要的政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代表民主党“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但特朗普上台后,这些都被一笔勾销。再来看欧洲,欧洲是一个福利社会,民主和福利几乎是一体的。欧洲国家的选举往往成为候选人之间的“福利拍卖会”。选民在投票时实际上不会进行多少理性思考,而是简单地看哪一个候选人承诺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福利,事实上任何政党上台后都不可能完全兑现其承诺。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执政党与民众渐行渐远。在不能达成政策共识时,欧洲国家动辄诉诸公投,公投又导致社会的高度分化。很显然,当前西方政党政治遭遇的困境已积重难返。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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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轻喜剧”背后挑战严峻 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三重危机

郇庆治

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和12月的意大利修宪公投,2016年11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2017年差点又飞出一只“黑天鹅”的法国大选,以及弥漫着政治不确定性的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是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舞台上引人瞩目的景象。在这种看似“民主轻喜剧”的喧嚣背后,是当代西方政党政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可以说,当代西方政党政治正陷入内源性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主流政党政策选择供给的危机。这种危机显然是欧盟国家中主流政党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总体而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尤其是伴随1993年欧盟成立以来的“更紧密欧洲”建设,涵盖28个成员国的欧盟统一市场和管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这意味着欧盟市场已经是一个均质化或自由流动性很强的统一性市场,而欧盟政体也已经是一个管治权限(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较集中的(准)超国家政府。在这一趋势作用下,欧盟成员国中即便是像法国这样的核心大国,也已经很难独立制定实施自己的经济政策,哪怕是在最近几年欧洲金融与债务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极端情形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中的主流政党,其实已经无法做到根据本国实际提出既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又不违背欧盟财政规则、同时还代表自己政治支持者利益要求的政策主张。其结果必然是,作为最可能组阁执政的主流政党,它们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变得日渐趋近,失去了提供不同政策选择的政党政治功能。除了欧洲,美国政党政治似乎也遭遇了这样一种困境。在如何正确回应当代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传统中产阶层裂变和解体、贫困群体类型与数量急剧扩张这一问题上,连续执政两届的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刚刚上台执政的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从根本上说都不能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提供适当的政策选择。

激进小政党政治代表性的危机。政党在政治冲突中具有政治代表性。在西方现代社会所形成的政治冲突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相应地,西方各国政党政治首先表现为社会主义左翼政党和资产阶级右翼(保守)政党之间的政治较量,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左右政治”。但在现实中,“左右政治”竞争并没有替代或消除其他向度下的政党冲突,如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等之间的冲突。单纯从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角度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左翼政党和资产阶级右翼(保守)政党,其他一些小规模政党的影响大都微不足道,但由于它们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中的特定政治冲突类型,因而有着远远超出其选举实力的重要性。换言之,对小政党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它的政治代表性,而不是选举实力。而且,选举实力较弱的小政党,往往有着更激进的意识形态取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绿党,它最初的政治口号就是反既存体制、反政党本身,立志代表非左非右的“正前方”。如果说以绿党为代表的激进小政党仍明显地展现了其政治代表性——将生态环境保护维度纳入西方主流政治,那么,最近一波崛起的新极右翼主义或新民粹主义政党则遭遇严重的政治代表性挑战。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极右翼政党已经从一种更多具有象征性意义并与个别政治家相联系的另类性政党,发展成为一种普通性政党。而真正的问题是,激进小政党所提出的政策选择很难说是代表区域整体利益或者国家长远利益的,甚至可以说是直接与之冲突的。例如,奈吉尔·法拉奇领导的英国独立党在竞选活动中最经常使用的“论据”就是,脱欧后每年节省下来的178亿英镑欧盟会费以及大量向来自欧盟成员国学生与流动人口支付的福利,可以大幅度改善英国民众的物质生活状况;但他却并没有对英国因脱欧要付出的巨额经贸关税和其他交往费用作出理性分析。

代议制民主模式的危机。选举政治是西方民主模式的关键环节,通过众多的程序性和技术性设置,依靠选举进入议会的政党与政治精英组成在既定任期内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府。这既是现实中代议制民主模式的理想逻辑,同时也隐含了精英治国的民主理念。其基本假设是,通过一种正确选举方法选择出的有能力、负责任的政治精英,可以更好地对国家或地区事务实施公正有效的管理。与代议制(精英主导)民主模式不同的就是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不难想象,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看起来很美,但在现实中却只有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在代议制民主模式不断改善的基础上发展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无疑是一个理想而正确的方向,但指望用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的无序引入来取代代议制民主,来掩饰和遮蔽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则只会制造一些看似色彩艳丽的“民主轻喜剧”。而这种“民主轻喜剧”在当今西方社会却频频上演。无论是英国脱欧公投还是意大利修宪公投,都在严重弱化议会民主决策功能的同时,过度刺激了民主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元素。这是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正在遭遇的危机。这种危机加剧了西方国家常设性制度机构与偶然性全民公投、充斥着焦虑敌意的民众与自私傲慢的精英群体之间的裂痕。

需要强调的是,这三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整体实力的相对弱化、新自由主义主宰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转型所导致的物质财富严重两极分化、社会阶层裂变与重组过程中出现的精英与大众的政治分裂。这些原因使原来的政党精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政治代表性和合法性。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政党政治所面临的三重危机在近期将会继续恶化,而不是相反。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02日 06 版)

(责编: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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