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喜讯”，让人乐不起来。全球最大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在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即如此。

　　这是一份关于男女收入比较的报告。报告称，发达国家的男女收入差距有望在2044年前完全弥合，比此前预估的提前36年；发展中国家实现男女收入平等所需的时间可缩短100多年，提前至2066年——听上去，确是好消息。

　　但且慢。“提前36年”和“缩短100多年”，咀嚼起来很不是滋味。而报告还如实相告，要做到这一步，有预设前提——“如果女性能充分利用三种职业推动力量，加之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有力支持。”换言之，缺乏“前提”，所有的“提前”不过是奢谈。

　　读之，何其沉重！

　　要知道，此时，距当年纽约纺织女工集体罢工、抗议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低薪待遇、争取10小时工作制的男女平等权利，过去了整整160年；距1.5万名纽约妇女走上街头、争取投票权、喊出象征经济保障和生活质量的“面包加玫瑰”口号，过去了109年；距德国共产党人克拉拉·蔡特金倡议并设立第一个国际劳动妇女节，也过去了106年。

　　马克思说过，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客观看，从“同工同酬”的呐喊抗议，到“面包加玫瑰”的权利觉醒；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口号，到“男女都一样”的豪迈宣言，激荡百余年的妇女运动史，让无数蜷伏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昂起头挺起腰，走入了一个崭新的“她时代”。女性的地位之变、“她力量”的贡献之大，今非昔比。

　　然而，就像埃森哲报告同时宣称的，尽管在多达95个国家里，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的数量等于或大于男性，但女性在工资待遇和就业机会方面仍然长期处于劣势。这也印证了联合国2000年发布的关于世界妇女地位的综述内容：“妇女和男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就教育和工作机会、健康、个人安全和人权来说不同的世界”。职场中，很多女性依旧受着“玻璃天花板”的限制无法升职；生活里，色情文化充斥着侮辱和物化女性的元素。女性就业中遭到的歧视，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差异，以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怨艾，不仅暴露了妇女权益保障的制度苍白，也折射了女性角色认知的自我矮化。

　　“人们声称女人比男人优秀，这种空洞的恭维定会使每一个有思想的妇女发出无奈的苦笑。”著名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的这句话，很是犀利。是的，我们感动于体操名将丘索维金娜为救儿子“不敢老去”所诠释的母亲之爱，钦佩于医生蒋励拯救阿富汗战火中的生命所传递的天使之爱；我们被模特库塔斯绝不让“轮椅阻挡梦想”彰显的梦想之美所感染，被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为环保奔走展示的行动之力所召唤，但如果百余年过去，“男女平等”依旧在很多国家、很多方面还只是“诗与远方”，还继续成为今天的妇女节主题，这“恭维”便显得空洞，“乐观”就只是一种自我麻醉。

　　回到3月8日。这一天，在美国多个大中城市里，数以千计的女性举行了“没有女性的一天”活动，试图以这样的“缺省”，彰显女性的经济力量和社会贡献。当然，这个世界同样不可能让男性缺省。但如果，连最为推崇权利平等的美国，女性工作收入还只是约为从事同一工作的男性的80%，我们对于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该有怎样的压力和使命？

　　1942年，丁玲在延安发表《三八节有感》，其中问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其实，真正的男女平等，不是女权颠覆男权，不是女性成为男性的模仿者，而是树立起性别平等观，女性能够像西蒙·波伏娃说的，“自如地”成为社会主体。

　　这需要女性更加自强，更需要社会不懈发力。

　　《 人民日报 》（ 2017年03月21日 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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