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7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即刻生效的行政令，要求在未来90天内，禁止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等7国公民入境美国。由于禁令所涉国家均以穆斯林人口为主，因此该行政令也被普遍解读为“禁穆令”。作为针对特定来源国或特定宗教信仰的歧视性禁令，该行政命令一经签署执行，立刻在全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的批评抗议浪潮。在美国联邦法官裁定暂停执行“禁穆令”之后，特朗普于2017年3月6日再度签署了修正版禁令。尽管在针对国家和人群上有所缩小，但修正版禁令并无实质性变化，“改头换面的穆斯林禁令还是穆斯林禁令”。这样一项被认为违反了美国宪法、威胁到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突破了政治正确界限的总统行政令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出台，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禁穆令”的出台体现了特朗普团队对穆斯林群体一以贯之的歧视与拒斥态度。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一周后就立即签署了“禁穆令”，但禁令的出台显然并非偶然和率性之举，而是深刻体现了其团队在穆斯林问题上的基本理念。熟悉特朗普言论的人都知道，在作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时，他就持续不断发表歧视攻击穆斯林的言论。如考虑实施对穆斯林未经授权的搜查，增加对清真寺的监控，建立追踪美国穆斯林的数据库或针对穆斯林实行标明宗教信仰的特殊身份证件等。早在2015年12月7日，特朗普就宣称，“在议员们搞清楚状况之前，应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从这个角度看来，“禁穆令”只不过是其竞选主张的部分兑现而已，对穆斯林群体的拒斥态度在其任期内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禁穆令”的出台在美国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民意支持与意识形态基础。禁令签署以来，大众媒体集中关注美国国内反对抗议之声，塑造了美国社会一边倒反对“禁穆令”的虚假印象。事实上，美国社会在“禁穆令”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化。一方面，出于政治理念、政党竞争、现实利益和政治正确的考量，不少民主党政治人物、高科技企业、民权团体、公众人物等公开表示反对“禁穆令”。另一方面，包括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大多数共和党议员则对禁令保持沉默，此外也不乏一些社会名流或明或暗地对特朗普政策表示支持。路透社和益普索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高达49%的受访者对特朗普的移民禁令表示支持，反对者只有41%；尽管有53%的民主党人强烈反对这项禁令，但同时也有51%的共和党人强烈支持这一禁令。对待穆斯林和移民群体的强硬态度为特朗普赢得了不少选票，成为他最终当选美国总统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由于这部分民意基础的存在，特朗普当政之初就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存在明显争议的“禁穆令”。此外，“禁穆令”的出台也有着相当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2016年7月18日通过的总统竞选纲领明确提出，任何不能受到仔细甄别的难民“不得获准进入美国，特别是那些家乡是恐怖主义滋生地的人”。可以看出，共和党的总统竞选纲领与“禁穆令”的基本宗旨完全契合，成为了后者的意识形态基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曾预言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这一论断多少在特朗普的“禁穆令”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禁穆令”明确针对特定宗教信仰实施限制，使得两者的对抗关系进一步明晰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文明冲突预言的自我实现。

　　“禁穆令”的出台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国内穆斯林群体遭受排斥歧视的现实。“禁穆令”直接限制的是来自西亚北非7国的公民，但这一政策背后却是整个穆斯林群体的边缘化与污名化。禁令出台之前，美国国内的穆斯林群体因边缘化而无力抵制；禁令出台之后，美国国内的穆斯林群体又会因污名化而权利受损。研究发现，近年来美国人对伊斯兰教的看法变得越来越负面。公共宗教研究中心2015年的调查显示，56%的美国民众认为伊斯兰教与美国基本价值相冲突，共和党人中这一比例则高达7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调查显示，82%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的穆斯林面临着歧视，其中有57%的人认为穆斯林面临着严重歧视，这一比例比3年前的调查高出7个百分点。相关调查结果还显示，穆斯林多年来都位于美国最被歧视的群体之列。穆斯林人口不到美国总人口的1%，但是联邦政府调查的宗教歧视案件中，14%涉及穆斯林；在职场宗教歧视案件中，25%涉及穆斯林。针对穆斯林民众的仇恨犯罪事件也时有发生。2015年2月10日北卡罗莱纳大学附近三名穆斯林学生遭枪杀，凶手此前时常在网络上发表各种反宗教言论。2016年12月，纽约市一名34岁的穆斯林女警官遭遇仇恨式的恐吓，一名男子对她吼道：“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我要割开你的喉咙，滚回你的国家去”。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努力营造着种族多样、文化多元、包容开放的国际形象。然而无论从内政还是外交上来看，美国骨子里依然是一个白人优先的国家，白人基督徒的利益被视作这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美国种族上、文化上、宗教上的少数群体面临权利危机的根源所在。长期以来，在政治正确原则的庇护之下，美国社会显性的种族歧视、宗教歧视、文化歧视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然而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他的言行时常冲击甚至突破政治正确原则的底线，由此可以预见种族、文化、宗教上的少数者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权利受损风险。“禁穆令”的出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然而，这还只是开始。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17年03月10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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