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发展迅速的浙江是近年来赢得“殊荣”最多的省份之一。农民连续31年成为全国省区“增收状元”、城乡收入差距在各省区中最小、全国第一个高标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小康实现水平全国最高……一顶顶耀眼的桂冠加在浙江人头上,一些人不禁要问:浙江百姓真实生活果真像数字中展现的那么美好吗?有没有以“平均数”掩盖“大多数”的现象?是否存在展示发展“盆景”、忽略发展“阴影”的问题?

为此,在掌握了一些权威基础数据的同时,记者专门走街串巷、进村入户走访了大批普通老百姓,采访中有意“绕”开明星企业家、科创精英等“先进生产力代表”,而是把观察重点放在能代表大多数“草根”阶层的普通农村居民,以及贫困户、重度残疾人等自我发展困难的社会群体,从社会发展的“短板”、底端看真实的民生福祉,近距离听取这些人的故事,反映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感受。

曾经“最落后”的农民群体渐成“橄榄型社会”的基石

德清县砂村,杭嘉湖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51岁的村民沈学良,初中毕业便辍学,在村里石材厂拉板车、当爆破手24年后,也跟着镇上一些人办了一家生产钢琴的家庭作坊,去年全家净收入30万元。

日子越过越好,但老沈从小养成的农村生活习惯没变,他的双脚仍沾着泥土。自己种了两亩菜地,还常常大清早开着轿车去山上挖笋。

“在砂村,我家也就算个‘中等收入家庭’。”坐在400多平米的小洋楼家中,老沈吸了口烟介绍说,砂村700多户人家,办厂的有近100户,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拥有股份。

与“小老板”沈学良相比,同处杭嘉湖平原、距砂村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海宁市正阳村的“养鸡户”浦春荣显得更加“大众化”。

浦春荣养鸡已近27个年头。他的4亩承包地,有2亩建了鸡棚,养了五六千只种鸡,另外2亩则流转给了大户。2015年,他和老伴儿蒋建英通过养种鸡挣了近10万块钱,但有些年还亏本。

两层高的三间楼房,光洁的磨石子地面,摩托车、电瓶车各一辆……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淡而富足,但养鸡并不清闲。浦春荣现在每天六点多就起床,白天喂完饲料捡鸡蛋,再将鸡蛋装箱。正是靠着勤劳务实,浦春荣为在嘉兴工作的儿子购置了房产和汽车。“现在就盼着儿子早点结婚。”浦春荣笑着说。

2015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125元,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长期以来我们视农民为弱势群体,农业为弱质产业,农村为落后社区,这种观念正在浙江被‘颠覆’。”浙江省一位省领导认为,没有农民的中产化就没有中国的“橄榄型社会”,而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已在浙江各地初露端倪。

浙南乐清是一个县级市,总人口近120万,出去“闯市场”的就有四五十万,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占群体最大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人均年收入都在两万元至十万元范围内。乐清市委一位领导认为,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型”。

浙商研究会一位副会长算了一笔大账:近6000万浙江人里面,扣除老人小孩非劳动力,大约4个国民中有一个是“小老板”、股东或其他形式的市场主体,按一个人带动一个家庭,这样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浙江民众大约在3000万人上下。

记者在温州瑞安市塘下镇采访到这样一位小老板,她用自己丈夫的绰号“眯眼”作为经营的虾酱品牌和公司名称。采访时她眼圈有点黑,但精神很亢奋,最后留下了这么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别看我是个老板,凌晨两点我还在码头接货,天天眼圈是黑的；别看我是个农民,我的厂子可养活了几百号人!”

走马浙江乡村,随处可见这样自强不息、底气十足的“小老板”,虽然他们的户口本第一页上还依然写着“农业户口”。

一个来自“草根”的坚实的中产阶层群体正在浙江逐步形成。

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最新测算,浙江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已超过97%,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

告别绝对贫困,让贫穷去逃亡——陈朝贵、李美英和唐赛娥们的脱贫之路

无儿无女,没有一技之长,浙西松阳县古市镇寺口村的古稀老人陈朝贵,仅靠种点粮食为生,生活一度陷入困窘。在被列为扶贫对象后,陈朝贵的生活大为改观。村里为他申请了低保补助,这两年村里茶叶市场快速发展,陈朝贵还被聘为保洁员,每个月有了一千多元的收入,实现了脱贫。

“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2015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消除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的重大决策,提出不把绝对贫困现象带入“十三五”。经过精准施策、落实“一户一策一干部”帮扶机制,当年底的统计表明,全省21万户家庭人均收入在46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43万人),当年人均收入全面超过4600元——这一标准是全国绝对贫困线的两倍。

找准、找全扶贫对象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浙江省在原有低收入农户数据库的基础上,全面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确保做到不错户、不漏人。

记者在陈朝贵的登记卡上看到,他的个人事项被登记为基本情况、致贫原因、脱贫经历、面临问题、下步打算等几类。“类似这样的扶贫‘大数据’在浙江全省都已经建立,并且实现了电子化。”浙江省农办一位副主任说。

一本本“帮扶台账”架起了贫困群众和结对干部间的亲密桥梁。苍南县藻溪镇下山虎村卢立勇一家务农为生,儿子去世、妻子病重后,家里更是揭不开锅。驻村干部结合实际需求,安排卢立勇在距家500米左右的镇政府从事保洁工作,月收入1600元。

桥墩镇金山头村武红梅家,需要技能培训；金乡镇半浃连村林振雷家,需要纳入低保……在苍南县扶贫入户调查表上,人口、收入、贫困原因、学历、需求、对策及结对人等信息一目了然。

浙江各地还找准扶贫路径,做实扶贫举措,着力增强低收入农户“造血”功能。

浙西缙云县将烧饼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举措之一,政府为农民搭建“创客”平台,先后成立了“烧饼办”,开设了“烧饼班”,制作了“烧饼书”,一些从“路边摊”做到“示范店”的模范户,政府还要给予奖励。此举不仅全面消除了“4600元以下农户”贫困现象,还在全县掀起一股“两创”的热潮。

曾经因丈夫生病、家庭缺失劳力而致贫的53岁农妇李美英,2014年参加了政府组织的烧饼师傅培训,之后到杭州下沙开了一家缙云烧饼示范店,两年不到时间,她不仅还清了5万元负债,还有了积蓄,把生病的丈夫也接到了杭州。而最让她惊喜的是,今年还拿到了政府给予的1万元“示范店”补贴。

缙云一位县领导说,做烧饼投入低、风险低；只要肯吃苦,就能多赚钱,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帮扶低收入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好路子。如今,缙云有6000人经营烧饼示范店,年营业收入突破7亿元。

在兰溪市黄店镇社溪村,60多岁的唐赛娥一有空就从经纪人那里拿回礼品袋,然后穿带子。“天天在家做,每个月都有六七百块钱的收入”,唐赛娥说,烧完饭、打扫完卫生,搞“来料加工”做点活,既能赚钱补贴家用,还能充实生活。在浙江,像唐赛娥一样从事“来料加工”的农民超过了百万。

过去的十多年间,浙江省委省政府每5年出台一个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扶持政策、上马一个针对特定贫困群体的扶贫工程。“十二五”时期,浙江省财政每年向本省26个欠发达县转移支付年均保持在300亿元以上,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均增长25%以上。

通过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战略,坚持精准导向,精准发力,浙江省成为全国第一个高标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实现了“不把贫困带入十三五”的目标。

41808元,杭州一名卧床血友病患者的全年净收入

同天下所有父母亲一样,宋志文在儿子宋鸿出生时,寄予了最美好的期望,然而,宋鸿两岁时被确诊患有血液疾病的噩耗,还是让这个家蒙上了阴影。

宋志文一路背着儿子上学,从幼儿园念到职高。由于长期需要照料,如今27岁的宋鸿躺在杭州市江干区采荷街道红菱社区的家中。宋志文为照顾儿子,选择了在社区当保安,一个月的收入为2046元。

“血友病不能根治,预防更重要,尤其是要预防受伤出血。即便已经很小心,还是会出现意外,多的时候一年有两三次。”父亲宋志文说。

近年来,杭州市出台了全面细致的残疾人救助保障政策,让这个不幸的家庭重沐阳光。低保金每月744元、生活困难补助每月400元、住房补贴每月1080元、居家安养补助每月500元、物价补贴每月80元……宋鸿目前平均每月得到的补贴达3484元,全年收入41808元。

为缓解和消除残疾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杭州还为残疾人构筑了多道医疗保障。一级、二级重残患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需个人出资部分由政府全额补助。2015年,宋鸿看病花费三万多元,自己只付了2000多元。

“除了补贴、报销,还有各种帮扶、结对政策,政府的工作已经做到家了,病残是痛苦的,但我们没有经济上、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像正常家庭一样生活。”宋志文说。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杭州市残疾人状况及小康实现程度为93.56%。杭州市残联副理事长洪金红说:“今后,杭州市残疾人的政策,只会做加法,不会做减法。”

不仅在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的城区,浙江各地的农村地区也已普遍实施高标准、高水平的关爱帮扶残疾人政策。

海宁市马桥街道的浦坤祥20年前患了肌肉萎缩症,如今的浦坤祥已瘦得皮包骨,丧失了基本劳动能力,被鉴定为二级肢体残疾。当记者见到浦坤祥时,他正安详地坐在轮椅上,家里三间两层楼房,被妻子沈建华收拾得井井有条。

浦坤祥告诉记者,海宁市为残障人士提供了充足保障,他现在每月可领到1664元补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费用则由政府“埋单”。作为低保户家庭,除浦坤祥外,沈建华每个月也能拿到1519元补助。去年,儿子考上了宁波的一所高校。在就读期间,他每年可从市教育局、残联、慈善总会处获得七八千元的资助。

记者看到,马桥街道还在浦坤祥家的屋顶安装了光伏发电装置。“家里用过后,还有多的可以上网‘卖电’,一年增加收入2000多元。”海宁市残联理事长张建良说。

今年,马桥街道在助残日期间,首次推出重度残疾人“助浴工程”,邀请专门的社会组织定期上门为残疾人提供沐浴服务,一年5次。全街道47名重度残疾人享受了这一服务,其中包括一位8年没洗过澡的重度残疾人。

“浙江的残疾人政策是全国最好的!”浙江省残联副理事长陈玉国说,全省残疾人小康实现程度已经达到了92.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2015年省政府又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全面小康进程的“50号文件”,将所有重度残疾人都纳入低保,一级重度残疾人每月的护理补贴提高到500元,该标准在国内领先,“这相当于给残疾人发了35亿元‘红包’。”陈玉国说。

“十二五”期间,浙江共有320.7万人次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支出低保资金85.4亿元。2014年,浙江省人大通过了《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条例》明确了最低生活保障等八项基本救助制度,突出了让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进区域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实施分层分类救助、建立可持续社会救助标准体系等特色做法。

在德清县张路湾村,因患脑瘫等疾病,25岁的嵇菊萍身高不足60厘米,只会咿咿呀呀地发声。现在,她每月能享受重残患者低保615元、居家护理补贴500元,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由政府全额补助,逢年过节还有慰问金。“党和政府已经成了孩子的终身依靠。”嵇菊萍的父亲、58岁的农民嵇新荣对记者说。

“好的政府是保护弱者的政府”。残障是不幸的,但浙江政府的善政,让这些不幸的人们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还能有尊严地活着。

乡下人不断“追赶”城里人,“距离”越来越近……

专家分析,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失衡、贫富不均现象主要由“四大差距”组成: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而占到基尼系数“贡献率”50%以上的则是城乡差距。

这个难题在浙江已经看到了破题的曙光。2015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进一步缩小至2.07,为各省区最低。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他分析国内外有关数据后发现,“凡是每一千人拥有企业数量比例高的地区,城乡差距、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就低。”而浙商研究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浙江全省有200多万家企业,99%是中小民营企业,省外经商600万人。

“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小的‘秘诀’,是千百万农民成为了‘有产者’。让更多的劳动者成为‘有产者’,使他们不仅获得劳动的收益,也能够获得财产增值的收益。”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认为。

在浙江,沉睡的农村资产正在被改革的槌子敲醒。全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证颁发率已达97.5%,符合条件的宅基地登记发证率达85.8%,市县两级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覆盖面达80%以上。越来越多农民开始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等村集体资产上获得了财产性收益,大批农民在村里拥有了自己的各种“产权证”“股权证”。

3年前,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横港村村民蒋兰仙,将宅基地置换成镇上120平方米和67平方米的两套完整产权公寓及两个车库,房产价值一下子涨了70多万元。

自家住大套,小套和车库出租,每月收取1000多元租金。“粗略地算个账,家庭年收入也翻番了,从以前的七八万块变成现在的十五万。”蒋兰仙笑着说。

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在一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地区,少数“(村民小)组级”集体建设用地出让所得资金收益,已经直接分配给了村民小组成员,而且这样的改革还有扩大的趋势。

2015年,嘉兴市农民人均收入达26838元,为浙江11个地级市中最高,城乡居民收入比仅为1.70:1,为全省最低。

嘉兴市农办干部俞小琳认为,“最高”“最低”背后是政府在二次分配投入的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均等化。“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一系列制度,嘉兴都率先实现了无缝对接,连最低生活保障都实现了城乡统一标准,月均588元。”

这些年来,浙江省各地不断增加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在着力构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供给机制上迈出了很大步伐: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率先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全省全部实行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率先实行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

记者在浙江各地采访时,不少基层干部由衷地说:我们过去发展过程中欠农民太多了,该是“补短板”“还欠债”的时候了!

病有所医、贫有所济、弱有所助,以户籍为核心的城乡一系列制度“城墙”正在逐步拆除,这些过去城乡有别的“待遇”也开始渐渐统一。在全国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县德清,附着在户口本上的32项居民实际待遇差异被逐一消除。当地三合乡一名在车祸中不幸丧生的农民因此得到了同城镇居民一样的赔偿金(约为原标准的两倍)。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浙江紧抓城乡统筹这一重点,多措并举使城乡“二元”结构桎梏被一点点打破。新华社记者沈锡权、陈晓波、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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