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等到学生丧命才追问导师“揩油剥削”

背景：近日，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在上海某工厂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该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据调查，李鹏的导师张建雨持有事发工厂股份。李鹏家人及同学介绍，张建雨在上海、浙江等地投资有多家工厂，之前他曾多次安排学生在这些工厂进行商业研究或实习，李鹏“实习”时每月拿300元左右的“工资”。目前张建雨已被刑事拘留。

京华时报发表刘志权的观点：科研成果及人力资源的“变现”方式，一是如这次出事的导师一样，被曝间接甚至直接在外开公司，让学生打工；二是利用学术声望或人脉资源，跑各类项目。有了项目，接活的自有门生，导师自己只需要“坐享其成”。在这两种模式下，低薪酬乃至让门生延期答辩，都是符合导师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次事件后，当事学校称，相关导师违背了学校的“明确规定”。当然，规定肯定是有的。但规定不是免责声明，如果秉持法治精神，应当追究的，不是规定有无，而是是否被严格执行。一个副教授疏于学术，长期参股工厂，并低薪雇佣学生，学校或者学院对此会毫不知情？难道其中没有默许乃至纵容？也许，有人潜意识认为，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或者正像旧社会学徒，谁不受点苦啊。但正是这种糊涂的宽容与迁就，一点点腐蚀了民众对于自身权利的信心，混淆了是与非的边界。

新京报发表熊丙奇的观点：张建雨与李鹏的师生关系已在“可以发的论文不让发”“该给的工资或补助‘缺斤少两’”中严重扭曲。我国当下没有规范的教师伦理委员会，学生很难针对导师超出职权的行为提起申诉，再由教师伦理委员会对其履行导师职权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对违背导师伦理的行为进行处罚。一起“研究生死于导师工厂”的悲剧，也是种敦促：必须尽早调整由学校行政部门制订教师考核标准、实施教师考核的方式，对教师进行同行评价，从关注教师获得多少资源到关注其真实教育贡献；同时，还要建立对教师职权的监督机制，在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中成立独立的教师伦理委员会，让导师的行为得到更严密监督体系的约束，也让师生关系趋于正常。

小蒋随想：如果导师兼老板“剥削”学生被视为“正常”，那么老师对同性乃至异性学生“揩油”是不是也“不离谱”？这类问题绝不是“愿打愿挨”，而是某些导师占据评判学生的优势地位产生心态与行为异变，是老师与学生关系不平等的严重负面效应。所谓学术伦理与道德，不光涉及抄袭与造假，更应包括导师授业的纯粹性以及对学生应有权益的尊重。现在的问题是，在某些师生之间掺杂了利益与利害关系，高校缺乏教师伦理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导师可以用各种标准评价学生，学生评价老师的渠道却很少，且难以被重视。除非闹出大丑闻，很少有学校会对师德溃败行径作出处理。个别学校甚至会对自认为不大的问题“掩盖子”，导致一些无良导师有恃无恐。张建雨不过是个副教授，就投资了多家工厂，还安排学生“低薪实习”。人们不禁要问：还有多少“学术权威”靠剥削学生闷声发大财？难道还要等到发生惨烈“爆炸”，一些丑陋“内幕”才会被重视与处理？

干部“没公车不下乡”是耍赖性卸责

背景：公车改革实施以来，“围着轮子转，隔着玻璃看”式走马观花的下乡走访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或集中调配车辆的形式，提高了公车的利用率。但记者在湖南、河南、山西等地采访时发现，个别地方干部抱怨申请不到公车，或车补不到位等，出现了“没公车不愿下乡”“尽量少下乡”的情况。

南方都市报发表观点：公车改革之后，出现干部减少下乡的现象，并非完全值得忧虑。干部减少下乡也是公车改革的子目标之一。公车改革之前，因为交通便利，许多干部乐意三天两头下乡，原因在于基层常常会负责各种招待，公款吃喝的费用也随之井喷。公车改革之后，干部没有配备公车，又舍不得使用私车，下乡次数自然就少了。另外，一个客观存在的障碍在于，许多较为偏远的地区缺乏市场化的租赁公司，干部即便有动力下乡，租赁汽车也是一个问题。干部愿不愿意下乡，取决于上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如何制造压力与动力。从动力角度出发，上级政府用公车改革的方式，切除了基层社会给予的“接待动力”，同时赋予了车补的动力；从压力的角度出发，目前政府运转的逻辑最终遵循的是一种“对上负责”的逻辑。所以，下乡是为了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但实际上，干部下乡为的是要解决基层社会的种种问题，服务的是基层民众，需要最终负责的也是基层民众。只有最终的负责方是民众，干部才有真正的动力下乡，去实施监管和服务。

小蒋随想：车改之后没了“不用白不用”的公车，八项规定约束公务接待铺张浪费，必然会压缩干部“闲来无事”下乡并“打牙祭”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不必要”的干部下乡与扰民，对基层是一种减负。但随之而来的疑问是，这是否意味着“酒杯不端，政策不宽”？会不会因为基层难以与上级“联络感情”，本应给基层办的事，上级也不给办了？这恐怕是基层最担忧的。简言之，如果基层干部与群众“求”上级的“亚健康”关系得不到扭转，或者各级干部“服务基层”并接受基层监督未能落到实处，那么包括车改在内的行政机制改革就难言成功。权力者必须对让渡公权力的民众负责，权力与责任必须对等。具体到干部下乡，不是干部愿不愿意下乡、下乡有无困难的问题，而是基层群众有合理诉求的时候干部必须“到位”，公务员必须回归为公众服务的本位。作为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许多问题待解，改革进入深水区，破题不可能如“探囊取物”。干部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群众的问题与困难。如果干部光强调困难且不作为，一是令人鄙夷的废话，二是在卸责。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