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规避上述这些风险和副作用,更好地加强儿童医疗服务,除了提高儿医收费标准,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出台更多更细化全面的制度支持

　　近日,国家卫计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意见》提出,合理调整儿科医疗服务价格:对于儿童临床诊断中有创活检和探查、临床手术治疗等项目,收费标准要高于成人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并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5月19日《新京报》)。

　　在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的语境下,调整提高儿医收费标准,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因为,相比成人医疗,儿医服务的成本和难度相对更高。这诚如有医疗专家指出的,“儿童临床治疗比较难,比如会出现儿童不配合的情况,需要几个护士一起合作,就会提高人力成本”。因此,从医疗服务成本补偿角度,按照“高成本—高收费”的一般经济逻辑,确实有必要适当提高儿医收费标准。

　　更重要的是,从我国儿医现状看,“提高儿医收费”也有利于改善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的儿医短缺问题。如数据显示:“我国每千名0岁至14岁儿童儿科执业医师数为0.53人”,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1.46。事实上正是囿于这种儿医短缺,我国一直普遍存在十分突出的儿科看病难问题,如不久前就有媒体报道,全国多地医院传出“儿科停诊限诊”,许多孩子面临“无医可看”的窘境。而之所以会形成儿医短缺局面,一个重要原因,正像此前曾有业内人士介绍的,“相比其他医疗科室,儿医具有明显的‘高成本、低收益’特征”“儿科医生收入不足医生平均收入的一半”。

　　尽管如此,恐怕也要意识到,“提高儿医收费”并非没有值得人们担忧的潜在风险和副作用。首先,在提高收费标准之后,新增的儿医费用如何有效化解分担,是否会增加儿童家长的负担?关于这一点,尽管上述《意见》已明确,提高后的儿医收费要“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但显然不足以完全打消人们的疑虑。因为众所周知,我国医保的实际报销比例并不高,“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化解患者的看病负担,如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曾披露,“目前中国基本医保实际报销比例只有50%左右”。更何况,相比职工医保,目前我国覆盖未成年儿童的城乡居民医保事实上又是保障能力、报销水平相对更弱更低的一种医保。

　　再者,提高儿医收费标准,固然有利于激励儿医供给、缓解儿医短缺问题,但这种建立在高收费基础上的激励机制,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恶化现行医疗体制中固有的逐利趋势,在儿医领域重演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等医疗痼疾?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医疗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正是公益性明显不足,而主要是一种以赚钱盈利为能事的创收体制,正像原卫生部部长高强所直言:“医院到现在还是一种功利创收的机制,完全靠医疗服务卖药去挣钱的方式。”在这种医疗体制背景下,即便提高儿医收费能彻底改变儿医短缺局面,是否又会“按下葫芦浮起瓢”导致儿医从看病难走向看病贵?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虑。

　　因此,要想规避上述风险和副作用,更好地加强儿童医疗服务,除了提高儿医收费标准,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出台更多更细化全面的配套制度支持。比如,在强调“纳入医保支付”的同时,还需进一步提升儿童医保的保障能力和报销水平,如除了居民医保,不妨让家长的职工医保也能分担部分儿童医疗费用；再如,为了激励儿医供给,除了提高儿医收费,还应加大政府财政对儿医的直接补贴力度,并加速推进以公益化为核心的公立医院改革进程,弱化公立医院儿医对逐利创收机制的过度依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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