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还遗失物要“误工费”就不道德了吗？

背景：据报道，赵先生和家人近日到成都旅游，在机场到酒店的路上将一个黑色双肩背包落在出租车上。捡到包的的哥提出应给300元“误工费”，引来赵先生的抱怨和投诉。当事的哥也对媒体喊冤，称假期生意太好走不开，从温江到文翁路来回费用合理。

京华时报发表周潜之的观点：2014年，青岛某论坛一篇《模范出租车红飘带，归还失物索要高额路费合适吗》的帖子引起网友热议，内容是的哥归还乘客遗失在车内的物品，向乘客索要30元车费(实收20元)，失主气不过，就把出租车司机道德批判一通。这事虽然争议很多，但最后的处理结果却很清晰：发帖者不仅支付了相应车费，还专门在微博公开向司机赔礼道歉。而化解那次道德困境的，正是当地拥有保障各方利益的规则。据青岛市运输管理局出租车管理处工作人员称，按当地出租车管理部门的规定，司机有义务保管好乘客遗失物品，但保管费用应由乘客承担，而在给失主送遗失物品时，是可以打表前往的，司机可以按计价器上的数额收取对方费用。像青岛这样的规则，其内在逻辑就是让有代价的道德行为得到合理补偿。这样，不仅是为了解决司机和乘客可能的扯皮，更深的意义，还是让道德行为没有负担，不受盲目的道德指责。有规则保障，才能让道德得到发扬，让更多的人以日常的小小善举，稳定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石。

小蒋随想：曲高难免和寡。社会提倡道德，不应将道德捧上神坛，那无异于“捧杀”，道德应当是接地气的，道德不能排斥个体的权益与合理诉求。对拾金不昧并送还的人而言，要对失物付出保管与送还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而这并不是捡拾者“天然”应当承担的，社会不能苛求捡拾者“毫不顾己，专门利人”。作为失主，对于别人归还失物应有感谢之情。从这一角度，失主将自己的失误成本转嫁给捡拾者，恐怕并不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如何判断归还失物的合理成本，而不是敲诈勒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需要管理者出台规定规范。比如，日本《遗失物法》第28条规定，“失主应支付给拾物者相当于该物品价格（中略）5%以上20%以下的酬谢金”。日本这一法规能否借鉴，会不会在中国引发争议，见仁见智。但如上文所述，出租车司机归还失物时打表前往，这个成本由失主承担，应是不过分的。

男子“被吸毒”记录难消，官僚风不改？

背景：陕西男子王涛遭亲戚冒用身份，“被吸毒”长达10年，其乘火车、住酒店均遭尿检，前妻还与他离婚。在驾照又因此被吊销后，王涛被迫走上自证清白之路。2015年7月警方承诺“尽快处理”，但因吸毒人员信息变更手续复杂，至今仍未彻底解决。

京华时报发表兵临的观点：申请吸毒人员信息更改，究竟需要哪些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和手续设计是否合理？应否向社会公开？为何录入机关两次向上级部门提交材料申请修改均被退回？这中间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还是执法者个体的因素？如果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不是为了最终的真实客观公正，而是出于某种免责考虑，那么就很难避免在执法程序中被植入“循环证明”或形式主义的做法。此事还暴露出执法机关协作的痹症。错误信息被录入系统后，王涛所在派出所曾多次将王涛非吸毒人员的结论上报，得到的反馈是该信息只能由录入单位删改。这种权限设计或许合理，但执法上的内部协作几乎没有。不难看出，虽然执法的信息联网了，但执法的思维与方式仍是碎片化状态。现代信息社会，一桩冒名者已被抓、当事人能自我举证、当地公安机关和录入机关都已确信吸毒者信息录入有误的个案，在信息更改上却如此费周折，其中的梗阻只能从制度上破解。

小蒋随想：大数据管理的好处是，各种信息能够快速共享，处于不同地域的终端与终端之间可实现无缝链接。面对联网的错误信息迟迟得不到纠正，显然不能归咎于技术问题，症结只能是操控技术的人以及人为导致的机制梗阻。在这种梗阻的背后，是管理者并未“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是不良的工作作风在作祟。高层反“四风”，其中指向的官僚主义，恰恰是针对群众最不满意的干部办事推诿扯皮、效率低下、不作为、不负责任。本例中，相关执法部门显然没有将改进作风落到实处。这也是高层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原因，反“四风”绝不能成为一阵风。某些单位与个人嘴上说要改进工作作风，我们当听其言观其行。此外，对于那些工作拖沓、履职不力、给群众带来不便乃至负面影响的责任人，理当予以问责和惩处。必须厘清机制弊端与人为懈怠的关系，不能让不作为者找到“挡箭牌”。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