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官员“互咬”全完蛋暴露监督短板

背景：媒体从广东省纪委获悉，广东省工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泽君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此外，媒体还翻出朱泽君与原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以及梅州市委原常委、纪委书记李纯德三人“互相举报”的黑历史。朱、曹、李三人拼命举报对方是腐败分子，结果三人都暴露了腐败分子的面目，朱、李二人还是同一天被免职。

新京报发表西坡的观点：曹鉴燎安排人举报朱泽君，是觉察出纪委正在调查自己，试图干扰办案方向，但同时也是因为与朱泽君有宿怨。朱泽君遭遇举报，“寻仇”时却发生误判，把“仇家”锁定为李纯德，因为两人在梅州时一为市委书记一为纪委书记，却长期不和，导致当地官员被迫站队表态。可知互相举报是派系斗争的手段，而利益的分化则是前提背景，朱、曹、李背后都有自己的派系。我们固然应该庆幸三人在斗争中暴露了彼此，而没有互相包庇、默契合作。但同时也有理由担心，现实中有没有反腐行动真被个别官员当枪使的案例？要杜绝这种可能，唯有以法治思维主导反腐进程，有腐必反，不念人情。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官员之所以上演“宫斗”，未尝不是因为他们生存的官场环境太欠缺法治思维，而充斥着斗争思维。惩治腐败分子易，纠治官场环境难。

中国青年报发表马进彪的观点：这颠覆了人们对“官官相护”的认知，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官员之间并不想发生相互撕脸的事，即使有些不同见解，也会不了了之，免得有辱斯文。但是，这样的官官相护，仅限于涉及老百姓的职责之事，而当涉及到自己仕途的时候，就会斯文皆无，剩下的只有撕脸。但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在这些官员眼中，为了老百姓的事相互撕脸不值，只有为了自己的仕途才会使出吃奶的劲与其他官员互撕。尽管这样的官场相互“举报”客观上会对反腐败工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样的歪打正着，不应成为反腐败工作的常态。

小蒋随想：腐败分子的共同点是贪婪、无耻、藐视法纪，分歧是他们各有各的阴谋诡计、在仕途与捞黑钱中也存在相互竞争。在“井水不犯河水”的情况下，腐败分子们只是在暗地里较劲，不至于公开互撕。可一旦某个腐败者“玩完”，其要么会“死也要拉个垫背的”，要么会举报他人违法犯罪、争取立功减刑。简言之，官场内部的人更容易洞悉并抓住同僚的小辫子。但是，一些内部人慑于权力者的淫威与能量，除非到万不得已，否则不会举报；或者，将对方违纪违法的证据当作自己腐败滥权的“护身符”，试图在丑恶与丑恶之间相互制约“找平衡”。这样的博弈格局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状态稳定，也源于第三方监督或者说民主监督的缺失。打破这种丑恶的平衡，仍有赖于依法限制那些试图不受约束的权力，将权力的行使置于社会监督的笼中。

“乱改地名”频发蕴含干部“变质”信号

背景：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3月22日召开会议，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一些地方对地名文化的理解不够正确，甚至轻易乱改地名，导致许多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地名快速消失，还有一些地名“贪大、媚洋、求怪”，丢了传统，断了文脉，对地名的文化传承造成很大损害。

新京报发表叶祝颐的观点：事实上，土气的城市地名并没有什么不好。比如，北京的中关村、带“村”字，但丝毫不影响中关村在全国的高新科技领军地位。至于“公主坟”带有“坟”字，更加充满土腥气，虽然乍听起来有点不吉利，但是也没听说影响北京人的生活。表面上看，一些乡土地名与“高大上”比较遥远，但土地名有时过境迁的烟雨沧桑，更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每个约定俗成的乡土地名背后往往记载着一段历史、一种民俗，或者藏着某个故事，纪念某位志士名人，这些地名可能演绎着从农村到城市的发展变迁过程，也是若干年后的城市之根。一些地方对地名任性命名，胡乱改名，既剥夺了公众对公共资源管理的参与权，也可能给公众生活造成不便，给城市历史文化带来缺憾。

小蒋随想：地名被改往往蕴含两大问题苗头。一是长官意志浓厚，监督制约乏力。一些地方领导可以在管辖的一亩三分地说一不二，哪怕群众与下级质疑某些举措纯粹是瞎折腾，也难以阻挡权力者一门心思上演闹剧。现实中，没听说过哪个地方的百姓“要求”改地名的事，这其实已清晰地表明了民意。二是某些领导不信马列信鬼神，试图通过改地名、转运势保佑自己官运亨通，甚至掩盖作恶的丑陋。这不光是信仰迷失，而且腐败的领导可能会自以为“神佑”而变本加厉地违纪违法。当一些领导打着“良苦用心”的旗号，强行给地方改名的时候，其实反衬出的是自身的心虚。在很多时候，这没准就是某些人“变质”的信号，值得纪检监察机关一探究竟。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