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婚禁办酒席”实乃权力歧视与越界

背景：近日，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发布红头文件，明文禁止复婚和双方均属再婚者操办酒席，而且还明确规定适用对象为“本县辖区内的所有城乡居民（含生活和居住在我县范围内的外县籍人员）”。

南方都市报发表不瘦兄的观点：当规范人群从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扩散到一般群众，还能怎么“严肃处理”？是派执法人员冲进婚宴现场直接抓走当事人，还是再立个什么名目事后收点罚款？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公民合法权利就是公权力行使的那个边界，如果说你 限制公职人员摆酒席还算分内事，用政令去约束并未违法的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明显严重越界了。对普通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既然摆酒席目前还不违法、更不犯罪，你就管不着人家是头婚、二婚还是三婚，没错，不仅摆酒管不着，随份子也是爱随多大随多大，这不是任性，这是最起码的法治思维。

京华时报发表朱达志的观点：我认为，这其中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该县主要领导的法治观念、公民权利意识非常淡薄。所谓淡薄，并不是说他们不具备那样的观念和意识，而是明知却有意忽略，不把公民的法定权利和自由当回事。“法”在他们心目中，只是“法制”的工具，即法是用来“管百姓”的，而不是像“法治”那样，一方面“管官”，另一方面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第二，该县的副职领导和处于决策边缘或外围的部门官员们，明哲保身，不敢也不愿对领导的金口玉言说半个不字。这不能全怪他们，因为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还不足以让他们可以面对类似问题奋不顾身，何况这样做也未必会有多少实际效果。

小蒋随想：这事还涉及另一个问题——歧视。禁止复婚和双方均属再婚者办酒席，也就是说，相对于“初婚”，上述两种情形被剥夺了“办酒席权”。剥夺的依据是什么？哪条法律规定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次“婚宴指标”？县政府又怎么知道人家上次结婚办没办酒席？说白了，压根儿就没有“婚宴指标”这回事儿。这种禁止无非是认为复婚和再婚者“低人一等”，折射出某些权力者不但“法无授权却乱为”，而且对“二婚”怀有深深的贬义。凤冈县出台这样的规定，难道就没想过会出现民意反弹吗？或许，某些权力者早就习惯了傲慢与偏见乃至“霸王硬上弓”。即便被网友与媒体棒喝，顶多撤回“不当文件”，某些人官照当，似乎“无伤大雅”。

“让警察开警车回家”为何引来质疑？

背景：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深圳公安局长刘庆生表示，西方发达国家规定民警下班要开警车回家，提高见警率增加百姓的安全感。目前深圳也向有关方面提出来，想尝试民警下班开警车回家。

新京报发表张贵峰的观点：与我们不同的是，美国警车特别忙碌，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连轴转，美国警察向民众提供的服务数量、类型特别繁重，包括紧急救助、办理证照、提供信息、解决争吵、失物寻找等服务，以及一般安全职能，美国的警察几乎就是中国巡警加交警，而我们却并非如此。另外，警车可以开回家，是否也就意味着民众可以找任何你遇到的警车求救，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的警察就因此承担了无限责任，是否要因此而大量牺牲掉自己的私人生活时间？广大基层警察是否也乐意这样？中国警察制度与美国警察制度之间差异巨大，别“橘生于淮北变为枳”。

京华时报发表木须虫的观点：学习借鉴外国的警务经验，好的形式固然可以照搬，但更重要是学习他们务实先进的治警理念，突出效率的工作体系，以及廉洁专业高效的职业素养，进而完善自身的警务建设。以警察下班将警车开回家为例，为何人家觉得正常，是职业的需要，而我们却容易莫名惊诧，自觉不自觉地与公车私用挂钩？这本身就值得思考。事实上，在公车管理宽松的年代，一些地方的警察开警车回家并不少见，为私所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都真真切切地消耗了社会的信任。

小蒋随想：西方发达国家允许警察下班开警车回家还有一个原因是，汽车在发达国家十分普及，西方国家每家有几辆汽车司空见惯。这也决定了，西方不会出现警察全家“享受”一辆警车的情况。而且，西方警察的家人坐在警车里恐怕也没有“特权感”，反倒可能会受到旁人的侧目——孩子或许会被同学嘲笑“没长大”，配偶也会觉得自己“不独立”。再看国内，谁家若有穿“官衣”的，似乎全家人都感觉“有靠山、有面子”。即便私车与公车都有，一些人也更愿意坐公车。这不光是省钱省油的问题，“倍儿爽”更会体现在路权的“霸道”上。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涉及社会发展水平、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认知、执法与被监督并行的综合性问题。在大环境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光让民警下班开警车回家，未免显得“单兵突进”。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