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12时44分，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官方微博“南京交通发布”称：1月9日至10日，南京尧化门、晓庄广场、迈皋桥一线及仙林、泰山新村等区域发生多起打砸出租车、殴打司机、阻挠出租车正常运营的情况，公安机关已依法采取措施。南京客管部门提醒出租车司机坚持正常营运，遇有情况及时报警，保护自身安全。（1月11日《中国青年报》）

　　区别于近日来多地频发的因抵制专车服务的罢运，南京的“打砸出租车阻挠正常运营事件”，似乎与专车服务关联不大，从微信上流传的倡议信来看，主要诉求包括——增加起步价两元，全天候双计时，增加返程费。司机们要求降低租金，也就是出租车司机每月必须上交给出租车公司的“份子钱”。姑且不先去界定这些诉求是否全部合理，从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强烈诉求来看，很显然是能代表当下出租车行业的常见积弊，比如高企的份子钱。

　　纵观全国来看，围绕于出租车的冲突，从来就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从消费者的打车难、服务差的吐槽，到出租车司机的“罢运”抗议，再到近日来热闹的专车服务围剿，出租车问题的确是积弊已久，亟需得到问题的破解。

　　当然，无意于过多诘责这次对诸多市民甚至是社会秩序造成困扰的出租车冲突事件，而联系到此前的多次出租车罢运事件，以及存在于出租车管理上的积弊，或许不应去否认，这中间可能存在难以逾越的体制障碍，但是，当社会冲突激化为社会冲突事件时，这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因于资源的分配不均，冲突的存在是客观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冲突就是一种正常的沟通，所以，冲突的存在或许并不是可怕的。正如有论者所言，首先，从社会历史进程来看，冲突本身并不会被彻底根除，再者，冲突实际上会产生许多能使人类生活更具实际意义的东西，没有冲突的社会就会呆滞甚至灭亡。就出租车问题而言，最紧要的“更具实际意义的东西”，是能够提拎出背后的真问题。唯有在冲突中发现了真问题，并实现新秩序的建立，才能实现“社会对冲突的适当调节，而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进行”。

　　回到此次南京出租车事件来看，在事后的官方微博“南京交通发布”回应中，对于这场出租车事件，先是表达了官方是冲突事件的掌控，然后，还不忘安抚性地表示“近期，市交通、物价等部门已组织开展了出租汽车行业调研，对出租汽车租赁承包费、全天候双计费、加收长途返空费等问题正在研究，将适时启动相关法定程序”。很显然，官方并非对此次事件的导火线一无所知，而在冲突发生后，能积极主动介入，当然也是要肯定的。

　　但是，有必要反思的是，这次发生在南京多地的“打砸出租车、殴打司机、阻挠出租车正常运营”，真的是不得不发生的冲突吗？对于出租车司机的合理正常诉求，为何未能早早地得到“问题的研究”呢？为何非要到冲突发生后，才表示“问题正在研究”，“适时将启动相关法定程序”？无论是因为没有合法的反映途径还是诉求的被罔顾，这都说明，在冲突管理中是存在明显的失范的。

　　出租车冲突管理真的难吗？打破利益垄断或许并不容易，根治痼疾更非一日之功，但是，及时回应诉求，并找到破解的公共地带，并非不可能的事。事实上，早在2012年初，针对出租车问题，相关部委便提出了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集体协商制度，集体协商的价值，在于搭建一个可对话的平台，通过寻找共识，得出多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一个具有可操作的现实路径依赖，但是回到现实来看，这却是一个稀缺的存在。

　　文/高亚洲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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