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间万首诗”,看起来似乎像道计算题:几乎每两天一首诗。当然,我们知道,诗不能这么读,诗的作者陆游老先生也无意让我们这么读。“脱巾莫叹发成丝,六十年间万首诗。排日醉过梅落后,通宵吟到雪残时”,与其说是透露一生诗作的数量,不如说是在自陈一种与诗歌紧密相联的生活方式。
与今天“诗人”作为职业身份不同的是,在古典诗歌的时代,诗人更多代表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诗几乎是一种介入甚至记录日常生活的文体,所以有孟浩然名传千古的“干禄”诗《临洞庭上张丞相》。诗作数量几乎居冠的陆游,则更堪称典型。而写诗,很多时候并不是为求利,甚至不是为求名,许多诗人结集却不外传——把写诗比作呼吸饮食,或许是夸大了,但将它视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却并无大出入。
从古至今累累的诗文之集也恰说明,无论如何,古人都意识到了,身体易朽,文章不朽。而在与日常生活联结的层面,文章之中这样的不朽,以诗为盛。
所以,如果我们尚有对那些远隔千年先辈前贤的“好奇”,读诗,该称得上是最体贴入微的方式之一。从军边塞,风沙曾经怎样卷过诗人的面庞?明月几度,他们曾经有怎样曲折的思乡心绪?亲见兴亡,身经乱离,他们又曾如何面对、考量?我们所不见的千年往事历历,称得上“第一手”的见闻感悟,常在那浩如烟海的诗篇里。
又怎么能不“好奇”?他们所经所历,甚至他们本身,就是今天的我们所来自的地方。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面对事物的态度,隐隐传承于由他们构成的沧桑历史,由他们层叠的文化积淀。这种“好奇”,正是“我从哪里来”的好奇。即使不是所有人,也是大多数人,在人生到达一定阶段时,常会产生追问“我从哪里来”的冲动。辨明来路,近乎本能。
古典诗词里,就有我们的来路。
比如,我们曾经对离别充满怎样慎之重之的感情。“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中国地域广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相见难,别亦难,有可能渭城一别,就一生关山阻隔再不能见。“西出阳关无故人”实际上是西出阳关故人远,这样珍重离别的情感,是千百年历史中一以贯之的。其中隐含的“折柳”典故,早可以追溯自“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晚可以绵延至李叔同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鲁迅的“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中国古典诗歌的“典故”之说,以初衷而论,从众多用得妥帖自然的作品来说,并不是为了增加阅读难度,而是巧妙地借用了人们心照不宣的共同意识,用最简洁的字句,铺展了最广的情感基础、传达尽可能丰富的涵义。这样的“心照不宣”,绵延的“共同意识”,不读诗,又何以知,何以感?
在古典诗词里,常留存着前人先辈对他们所处时代遭逢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也未尝不在影响着今天的我们。即使是《长恨歌》这样记述爱情故事的诗歌,也不例外。据记载,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缘由,是有人告诉他,如李杨故事这样的“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在这个故事不“与时消没”、长“闻于世”上,白居易的《长恨歌》居功至伟。其中的抨击讽喻与同情歌颂并存之意,让人越千年而得见当时人对这段史事的观感,也影响了后人对这段故事的态度。“养在深闺人未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更成为后来人文学语言中常用的一部分。
这种存续影响的力量,虽在不经意间,却坚韧非凡。因为初唐一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虽屡毁却屡建二十多次,至今仍存的滕王阁,或许最懂得这种力量。毕竟,千年以降,多少楼阁早已雾散在时空里。
《 人民日报 》( 2014年11月03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