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捐款咋用 网友一跟到底
芦山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爱心汇聚、踊跃捐款。截至4月27日17时，全国红十字会系统收到社会捐赠款物5.66亿元。根据计划，中国红十字会紧急采购2000万元粮食、油、卫生用品，用于援助受灾群众。这是芦山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笔大额现金开支。
4月26日，人民网向社会公开招募3名志愿者，监督这批救灾资金的使用。在33小时的征集时间里，共有522名网友报名。考虑申请人的专业化水平和是否有充足时间前往灾区，尹岳峰、王春刚、张佳鑫等3人成功入围。【详细】
历次救灾中都会出现的红十字会，在这次芦山地震救援中比以往更忙碌。先是在募集善款时遭遇网民质疑，募款一度落后其他民间组织，此后又一次次为“虚开发票”、“收取买路钱”等谣言所扰，百口莫辩。
两年来，中国红会一直在试图走出负面影响，艰难地重塑形象。可以说，这是“后郭美美时代”的红十字会未能有效重建信任和民间慈善迅猛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详细】
“如果两到三年，还是不能翻转‘黑十字’印象的话，我自动请求辞职！”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曾如是表态。
只有接种好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疫苗，大刀阔斧推进慈善改革，才能重获社会的信任。这一点上，红会的态度值得肯定——“老百姓的任何情绪，都是我们改进工作的重要推动力”，“我们没有更多别的办法，只能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将红会的工作装在玻璃盒里，一举一动都能让公众看到。除此以外，别无他路”。【详细】
2012年12月7日，广受关注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今后，该监督委员会将承担起对红十字会的社会捐赠款物使用、资助项目等进行监督的职责。
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既是红会面对困难和弊病的一种改革，也是中国慈善机构的一种形象和公信力自救举措，值得肯定和期待。但是疑问随之而来，红会社监委委员由各界“知名人士”担任，无疑让社监委成为了“名人堂”，精英化趋势明显，严重缺乏“草根味”。
不是说这些以名人明星为主的社会精英就不能担任红会社监委委员，而是对于这些本身有着各种社会职务和公职身份的名人而言，其已有的身份和职务，很多时候会成为他们发挥监督作用的羁绊。
有评论认为，按监督作用的大小来定，红会社监委应是名人少，草根多才行。更广泛更具代表性的民间监督，成为公众对红会新的期待。【详细】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东亚代表处主任范马丁表示，在许多国家红会中，也遇到过信任危机，也需要努力重建公信力。我相信其中一些国家红会已经与中国红十字会分享过如何摆脱信任危机的做法和经验。
当公众提出各种针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询时，社会监督委员会做了很多重要的调查工作。相信这种方法和过程会有助于中国红十字会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重获公众信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
人民网网友参与监督红会工作,这种来自民间的监督是一种创新的、有建设性的方式。我们相信这种方式有助于中国红十字会重建公信力，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范例推广到其他国家红会。
人们应该看到中国红十字会在救灾行动和社会救助中开展了很多专注并且专业的工作，特别是他们对受灾地区脆弱群体以及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帮助。所有的这些努力和工作成果如果完全被批评浪潮掩盖，那将是很大的遗憾。【详细】
红会此次开放三名网友监督无疑是个新尝试。一旦这种监督形成常态，如何保障短时间内募集的志愿者顺利地完成监督？不同批次的志愿者如何做好工作交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民间监督绝不能沦为作秀，成为危机公关的道具，而应最大限度发挥其代表广大公众参与监督的效力。
拯救红会的公信力，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透明、去行政化。当务之急，一是将民间监督制度化，探讨制定出一条科学的运作模式，更好的发挥民间监督的作用；二是拓宽红会与社会对话的通道，吸收知名网友、草根网友加入社监委，或者另组一个专门的网络对话平台；三是吸收社会人士进入红会的决策管理层。
与5年前的汶川地震时期不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日渐强大的网络舆论场和“微公益”社会动员平台。红会处在政府背景的机构与民意隔阂对峙的前沿，如果成功建立起“社会协商对话”的体制机制，对于整个国家的公共治理都有率先吃螃蟹的价值。【详细】
监督唯有独立才能更具力量。能拯救红会的监督，须摆脱与红会的利益瓜葛，对监督表现出极大热情与责任感，正视广大公众诉求，经得起网民质疑和挑剔。重建公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信任就像一张弄皱的纸，即便抚平，再也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在红会备受质疑和考验的时刻，民间监督不是危机公关的道具，而是重树公信的一扇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