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具有非凡創造力的民族，創造了偉大的中華文明。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堅持守正創新，對於我們在新征程上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各方面創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今天的學術版圍繞“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進行闡述。

——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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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學苑論衡）

何星亮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並深刻闡述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源自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中華民族向來崇尚創新創造，主張革故鼎新。《周易》中的“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禮記·大學》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語，都飽含著創新精神。公元554年成書的《魏書》首現“創新”一詞，書中記載“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幾千年來，創新精神活躍於中華民族各個歷史時期，體現在中華文明各個方面。中華文明在應對內外環境變化中不斷變革，在傳承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因而能夠始終保持生機活力，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繼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創新性，以創新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我國古代物質文明成就所體現出的創新性

包括文明賴以存在的物質資料生產以及科學技術發展狀況的物質文明，體現生產力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有關資料，中國歷史上的科學技術在生產實踐中不斷創新發展，經過夏、商、周三代的發展，在秦漢時期形成自己的范式，其后經歷了南北朝、北宋和晚明三次高峰期。

秦漢時期，中國完成了諸如紙、指南車、記裡鼓車、手搖紡車、織布機、水碓、龍骨水車、風扇車、獨輪車、鑽井機、渾天儀和候風地動儀等許多重大技術發明，形成了算學、天學、輿地學、農學和醫學五大學科范式。南北朝時期，數學家祖沖之計算出圓周率在3.1415926至3.1415927之間，這一精度保持近千年之久﹔農學家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在中國農業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標志著中國農學體系的成熟。北宋時期，畢昇在雕版印刷全盛的時代發明膠泥活字，開活字版印刷時代之先河﹔曾公亮等人編著的《武經總要》記載了火藥配方和包括火箭在內的各種火器，以及用於航海的水羅盤指南魚的制造方法﹔沈括在數學、物理、天文、地理和工程技術諸多領域都作出創造性的貢獻，並作為全才型科學家而享譽世界。晚明時期，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提出了接近現代的本草學自然分類法﹔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簡要而系統地記述了明代農業和手工業的技術成就，其中包括許多世界首創的技術發明。

在幾千年的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聞名於世的科技成果，在農、醫、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統化的知識體系，取得了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一大批發明創造。馬克思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這些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發展成就，是古代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也充分証明創新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根本動力，創新性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突出特性。

我國古代制度文明成就所體現出的創新性

制度文明是處理各種社會關系、有效管理社會的規范體系成果，主要功能在於滿足人們的社會生活需求、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們生命和財產安全等，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治理體系等。我國制度建設源遠流長。《周易》中就記有“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大意就是以典章制度為節制，就不會傷財害民。我國歷史上不僅創造了聞名於世的科技成果，也創造了世界領先的制度文明。

比如，我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歷經多次變革。周朝實行分封制。秦朝統一中國后，除都城設內史管轄外，在地方上採用郡縣制，將全國劃分為36個郡（后增為40多個郡），郡下設縣。漢承秦制，早期實行郡縣與封國並行的制度，武帝以后直到東漢末期基本上採用郡縣制。東漢末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郡、縣兩級之上設州一級地方政權建制，形成州—郡—縣的三級行政區劃制度。元代確立行省制度，行省成為州、府之上的地方行政區。這些變化反映了我國古代治理體系的創新發展，集中體現了我國古代治理智慧。我國古代制度文明和治理智慧，可以為我們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

又如，我國自古以來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積澱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夏、商、周的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比如，秦國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商鞅在李悝《法經》的基礎上，改法為律，制定《秦律》。秦統一中國后，秦始皇將秦國的法律推行至全國，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封建法制。隋唐時期是中國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朝編定《唐律疏議》30卷，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成為中華法系的典范。不僅如此，《唐律疏議》的基本原則和具體制度還超越國界，成為不少國家學習的范本。在我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中華法系，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

我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人才選拔制度等，都是隨著社會發展不斷改革創新發展的，而且在持續推陳出新中維系著中國古代制度文明的連貫性與整體性。

我國古代精神文明成就所體現出的創新性

精神文明是文明社會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是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包括倫理道德、思想理念、文化藝術等方面的成就。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思想理念、價值和道德規范。比如，孔子最早提出“仁”“禮”“義”三個范疇，孟子進一步提出“仁義禮智”四個范疇，董仲舒在此基礎上加了一個“信”，發展為“仁義禮智信”五常，成為當時普遍認同的價值標准。此后，“五常”一語頻頻出現在史籍中，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又如，宋代在綜合先秦儒家道德觀念的基礎上，形成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體現著評判是非曲直的道德標准，為中華文明注入深厚的倫理責任和家國情懷，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方式。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發展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等學術發展階段，產生了儒、釋、道、墨、名、法、陰陽、農、雜、兵等各家學說，形成了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等諸多思想元素。這些哲學思想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發展奠定了哲學基礎，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的工藝美術歷史悠久、品種繁多、技藝精湛，起源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此后，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中國的青銅器、陶瓷、絲綢、刺繡、漆器、玉器、琺琅、金銀制品和各種雕塑工藝品等，都取得了輝煌成就。這些工藝品浸潤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審美意識，展現了中華審美風范。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充分反映了中國工藝美術的高度發展及其對世界文化的影響。

幾千年來，中國古代精神文明不斷發展變化、不斷融合創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國古代精神文明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

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創新性

創新始終是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動整個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回望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發展史，無論是物質文明、制度文明還是精神文明的豐富發展，都是發揚創新精神取得的成果。歷史充分証明，中華民族是具有偉大創新精神的民族，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繼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創新性。

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還有許多未知領域，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大膽探索和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我們要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深入理解和把握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在新征程上更有效地推動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各方面創新，我們一定能夠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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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學術隨筆）

楊共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在繼承創新中不斷發展，在應時處變中不斷升華”。在人類歷史上，舊大陸、大河流域的幾大原生文明，大多因為不能抵御外部力量的沖擊而衰亡，唯有中華民族創造的中華文明始終延綿不絕、歷久彌新。哲學家馮友蘭曾寫道：“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出自《詩經》，它所包含的創新精神已經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這是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提煉出來的一個突出特性。中華民族是富有創新精神的偉大民族，創新精神來源於中華民族強烈的憂患意識、危機意識。中國古代志士仁人憂國、憂民、憂天下的家國情懷和擔當精神，讓中華民族一次次走出困境，化憂為機、化危為安。先賢們倡導的“自強不息”“與時俱進”“革故鼎新”以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都是中華民族奮發圖強的真實寫照，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標識。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這也是從中華民族偉大實踐中升華而成的重要結論。中國歷史上形成了一整套大國管理體制和國家治理體系，形成了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理念及其偉大實踐，這是中華民族創新性成就的重要體現。從“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的推行到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的發明等，都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具有開拓意義的成果，對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推動中華文明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是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進取精神的反映與結晶。中華民族由各民族交融匯聚而成，中華文明因各民族敢於創造而興旺發達、延綿持久。18世紀以后，西方部分學者常常根據片面資料，把中華文明描寫成墨守成規、靜止不變的文明。歷史表明，他們根本沒有讀懂中國社會、沒有看清中華文明的內在特質。中華文明具有頑強的自我更新、新陳代謝能力，堅守但並不保守。守舊、復古不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本性，連續發展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特征。中華文明綿延至今未曾中斷，本身就是中華民族創新成果的充分體現，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跡，在世界文明史上處於獨一無二的地位。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這種品格在中國人民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上得到了充分展現。中國的貧困規模之大、貧困分布之廣、貧困程度之深世所罕見，貧困治理難度超乎想象。為摘掉貧困落后的帽子，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自強不息、艱苦奮斗，依靠自己的雙手，付出難以想象的辛勞和汗水，取得令世界矚目的成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面對貧中之貧、堅中之堅，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准的舉措、超常規的力度，眾志成城實現脫貧攻堅目標。到2020年底，現行標准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中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如果沒有不懼新挑戰的無畏品格、敢於迎難而上的創新意識和勇擔責任的創新實踐，要完成人類歷史上如此偉大的事業顯然是不可能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既體現在昨天的方方面面，更體現在今天的各行各業。中華民族因創新而興，因創新而強。正是因為有偉大的創新精神和創新實踐，中華文明才能飽受磨難而不垮，歷盡浩劫而不倒。當前，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這是歷史的規律。我們黨堅持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各方面創新，一定能夠推動中華文明走向新的輝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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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不守舊 尊古不復古

進取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內在品質

王學斌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中華文明歷經5000多年的歷史變遷，始終一脈相承、充滿生機活力，在繼承創新中不斷發展，這得益於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

進取精神源自於中國人的宇宙觀。在數千年的文明延續中，中華民族逐漸形成了一套注重連續、變化、關聯、系統的宇宙觀，認為宇宙萬物彼此依存、相互聯系，並始終把宇宙看成一個生生不息的運動過程。《周易》中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我們的先人認為，變化是存在的基本形式，存在就是流動和變革。隻有適時而變、與時偕行，在調整和變化中尋求新的發展路徑，才能不斷前進。“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這就是說在“大化流行”的寰宇內，生生不息、變化不止，充滿了創新創造的活力，必定會孕育出新的事物。

進取精神得益於中國傳統的“致中和”思維方式。中國傳統文化認為，既然天地萬物都在日新月異、新陳代謝，身處其中的人自然應當積極有為、不斷進取。《周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荀子》中的“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等，都強調人作為世界構成的一部分，是極其重要的主體，在文明延續更新中具有主體性地位。在文明創新發展中發揮人的主體性，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這就是《中庸》提出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告訴人們，萬事萬物都處在相互矛盾又彼此統一的復雜狀態，要堅持系統性、整體性、立體性的思維方式，把握其內在規律即“執中”，“執中”的同時還要“守和”，在承認萬物存在差異的前提下妥善處理各種矛盾關系，從而經過一次次的因革損益，讓新生事物孕育生成。

進取精神體現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傳承中創新。創新創造不是否定歷史、推倒重來，而是在尊重傳統前提下的自我更新。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和連續性是融為一體的。千百年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諸多元素，比如，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等等，一直延續不斷、世代傳承，並與當代實際有機結合，煥發出新的生機。正是因為在傳承中創新，中華文明才得以綿延5000多年，不斷固本培元、與時俱進，形成包羅萬象、胸懷天下的恢弘格局。

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立足新的歷史起點，我們要深刻理解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堅持守正創新，深入推進“兩個結合”，不斷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以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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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畏品格推動中華文明歷久彌新

不懼新挑戰 勇於接受新事物

夏文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是歷經磨難、不屈不撓的偉大民族”。中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華民族具有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

這種無畏品格來自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回顧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夸父追日、女媧補天等神話所展示的創新勇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表達的創新追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所體現的創新使命等，激勵著中華民族以創新迎接挑戰、應對困局和破解難題。這種無畏品格來自中華民族的創新思維。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革故鼎新、溫故知新、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等充滿辯証意蘊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智慧，為化危為機、危中尋機提供了智力支撐。這種無畏品格來自中華民族的創新文化。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形成了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形成了以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為核心要義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為中華民族在磨難中成長壯大提供了精神動力。正是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

中華民族以這種無畏品格，創造了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輝煌成就。在物質層面，中華民族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比如，陶器、青銅器、鐵器等的生產發明，體現著中華民族改造自然的智慧和勇氣﹔耒耜、石犁、青銅犁、鐵犁、直轅犁、曲轅犁的耕具更替，見証著農業技術的進步與生產力的提高﹔都江堰、坎兒井等偉大工程，是中華民族不屈服於惡劣自然條件的生動寫照﹔以四大發明為標志的古代科技，書寫著中華民族在科技發明方面的歷史傳奇。在制度層面，中華民族積累了關於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逐步形成了包括郡縣制度、土地制度、稅賦制度、科舉制度、監察制度、軍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內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為中國傳統社會的長期延續和發展提供了堅實制度支撐。在文化層面，中華民族廣泛汲取來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新思想新理念，形成了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等一系列絢爛文明成果，包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理念，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人文精神，尊時守位、知常達變的東方智慧，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等等，其中的一些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准則至今仍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新征程上，我們要充分發揚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積極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要堅持守正創新，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大力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堅持問題導向，把握當代社會發展趨勢，著眼中國式現代化所面臨的新情況、新挑戰，不斷提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辦法。堅持開放包容，積極推進國際人文學術交流，拓展交流的深度和廣度，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努力創造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

（作者為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23年07月24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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