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哑童在康复中心受虐“没办法”？

聋哑童在康复中心受虐“没办法”？

背景：猛摇身体、打头、扇耳光，把孩子强按在厕所里，威胁拉到裤子里就让他吃掉……院长言传身教如何打孩子，多名老师抽孩子耳光或拿木棍打人，称“为让他发音哭出来。”令人发指的一幕幕发生在南昌希望言语康复语训中心。直到被曝光，该院院长还称“自己是做好事”，“暗访记者待了十多天，爱心温暖的画面不拍，专门挑那些刺眼的博眼球。”

钱江晚报发表陈进红的观点：很难想象一个童年遭受到虐待的孩子，他的心理会有什么样的阴影，更何况受虐者还是聋哑儿童。而对于这些孩子会留下怎样的心灵伤害阴影，也许这些老师根本不在乎。甚至这里的老师并不认为这是虐待，而是为了孩子们好，“因为他不会发音，是让他哭出来，声音就会大一点。”老师没有资格证，没有经过专业特教训练，这样一个如地狱般的教育机构竟然存在了20多年。这样缺乏师德的人坐到院长职位，暴露出相关部门对聋哑儿童教育方面的疏忽。数据显示，6岁以下听障儿童在中国有13.7万，并且每年新增2.3万。而特殊儿童教育机构严重供给不足。南昌市残联工作人员也表示，现在还不能直接关闭培训机构，由于具有相关资质的培训学校规模有限，如果一旦关闭，其中的50多名聋哑孩子就有可能面临无学可上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院长坚信自己是在做好事的原因。解决特殊儿童教育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儿童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关问责机制的完善。

小蒋随想：北京有这样一家康复培训机构。它是由伤友（脊髓受伤导致瘫痪的残疾人之间的称呼）组成的一个康复机构，专门对伤友进行包括心理、生理、自理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由于是让具有经验的伤友对没有经验的伤友进行培训，双方的沟通障碍大大缩小，彼此能体会到对方的难处，有关培训不仅较科学，而且有的放矢。该机构的培训费用采用政府向社会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支付。换言之，不需要伤友承担费用，由政府为伤友康复买单。该机构是伤友创办的，由健全的志愿者提供辅助，由民政部门提供无障碍场地，解决了一些伤友的就业问题，让伤友回归社会的工作更加有意义。这个项目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值得更多地方的管理者予以关注和效仿。回过头看本例，聋哑儿童在言语康复中心受虐待，令人愤慨与心酸。当地管理部门却担心关了“暴力培训机构”，聋哑儿童就没地方去了。如果参照前述的方式，由管理者扶持聋哑人创业与就业，让经过专业培训的聋哑人与健全的教师一道来培训聋哑儿童，情况与效果会不会好些？残疾人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怀与支持，帮助残疾人康复并回归社会，是在给有关家庭乃至社会减负。开展有关工作肯定有难度，但只要用心去做，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希望。

不合格网约车转黑车，你怎么看？

背景：北京网约车新政过渡期进入最后1个月倒计时。记者体验发现，由于网约车平台根据政策对非京牌车的限制，“黑车”市场有抬头趋势。一些“黑车”司机明确表示，自己曾经是开网约车的，但是现在“不好干”了，转而开起“黑车”。高峰时段叫不到网约车，一些市民不得不坐“黑车”。

中国青年报发表任然的观点：“黑车”重新抬头，可以说是市场对网约车政策的一种自发回应。“黑车”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政策“温度计”的作用，由之也展现出不可忽视的治理警示。它说明，人们有着更高质量、更多元的出行需求，而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就业也需要网约车这样的有益补充。相关管理政策的取舍若不能在这两个方面作出足够精准的回应，回避其社会影响，已然难言妥善。网约车被视为一场社会出行方式意义上的变革，也是互联网红利在交通出行领域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可在一些城市高门槛的准入条件下，这场变革的含金量还有多高，恐怕不容乐观。因此，面对“黑车”的抬头趋势，相关部门不能只想着加大执法力度，更有必要对网约车政策加以重新审视，根据过渡期的市场反馈重新估量其给社会带来的综合影响，从而客观评价政策的合理性与可改善空间，这或也是政策预留过渡期的最重要意义所在。

小蒋随想：政策制定者八成会觉得，怎么能向“黑车”增长低头？高门槛规范网约车市场，挤出“不合格”的车与人，恰恰是本次网约车政策制定的本意。说到底，这是管理者与某些受众对管理存在方向性的认知差异。甘蔗没有两头甜。门槛低、价格低、供给足、服务好、规范化，在这些理想化的情形中，有些特性是相互矛盾的。很多时候，必须进行取舍。在取舍的过程中，不同的人的想法可能很不相同，这是一些政策引发争议的原因。对管理者而言，规范化是致力的大方向。同时，应当避免“一抓就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还要打破旧有的、饱受诟病的机制（像出租车份子钱、出租车牌照寡头化），以此才能使某些政策的制定摆脱为既得利益者撑腰的质疑。公众也要意识到，规范会约束随意，包括安全、服务等在内的提升会带来成本的增加。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 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