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地铁忘带钱包”纠纷中的是与非

“乘地铁忘带钱包”纠纷中的是与非

背景：最近，一名北京网友发微博称，自己急着坐地铁上班却忘带钱包，想找售票员赊一张地铁票，并承诺第二天还钱或微信转账给售票员，均被对方拒绝。该网友因此感慨“人性和体制太可悲”，还贴出了售票员的照片。令她没想到的是，网络围观者非但不同情她的遭遇，反倒觉得售票员做得没错。

京华时报发表汤嘉琛的观点：发帖者为何遭到网友反驳？首先，她缺少换位思考的同理心。她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无理要求会令售票员为难，甚至可能因违章而丢掉工作。其次，这个将“素质”挂在嘴边的网友，恰恰做了一件很没有素质的事——将售票员的照片贴在微博中。此举不仅说明她没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很有可能还是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的拥趸。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网络围观者没有人肉那位售票员，反倒挖出了爆料者曾经逃票的“黑历史”。事实上，面临“坐地铁忘带钱包”的困境，妥善的解决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向地铁站的其他乘客求助、改用手机软件叫车等。当事人在微博中提到，如果在香港坐地铁时忘记带钱和卡，可以向车站职员求助“赊票”，7天内还钱即可。检索网络消息，确实有相关的说法。但是，我们能据此认为北京地铁的工作和制度不够人性化吗？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地铁都没有“赊票”一说，其中必有原因。正如前文所说，要解决“坐地铁忘带钱包”的困境，有很多妥善的处理方法。

小蒋随想：这本是一件小事，当事人想让地铁工作人员“通融”一下不是不可以理解，地铁工作人员不同意其“今天上车改天买票”也没错。如果地铁工作人员借给乘客钱买票，会成为一桩好人好事。然而，工作人员不借钱，应了“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这表明，在一些人看来，陌生人之间谈不上情分，加上社会信用意识不足，导致虽然一张地铁票值不了多少钱，但在隔膜因素作用下，“几块钱难倒人”。这透露出一种冷漠，当事乘客指责地铁方面不够人性化，不全是矫情。当事乘客还提出以微信转账的方式让售票员“折现”买票，售票员也没同意。这究竟是因为乘客当时态度不好，还是售票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是要归咎于地铁支付方式上的不与时俱进，恐怕各方都该反省。但有一点，这名乘客曝光售票员的照片，显然有“出气”的成分，这是此事的舆情转折点。须知，你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不能伤害无过错方的权益。在自身有小过失的前提下，试图将问题转嫁给旁人，咋那么理直气壮？

“夺命路段”难设红绿灯是尸位素餐

背景：据报道，河北283省道从沧州市往东延伸，先后穿过沧县旧州镇三个村。该省道从北关桥至强庄子桥近5公里的路段，近11年来已夺去三个村近50人的生命。有沧县政协委员连续两年在两会期间提交提案，建议该路段增设减速带或红绿灯。当地交管部门回复称“县里无权在省道上设置红绿灯，需通过沧州市请示河北省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后才能安装”。

新京报发表午光的观点：早在2006年，由公安部提出、起草，国家质检总局、国标委发布的《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GB14886-2006），第4章就专门规定了“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依据”，明确“路口信号灯设置的交通事故条件”为：三年内平均每年发生5次交通事故的路口，从事故原因分析通过设置信号灯可避免发生事故的、三年内平均每年发生一次以上死亡交通事故的路口等应当设置信号灯。对照该国标，“夺命公路”该设置信号灯，已毋庸置疑。需要追问的是，当地有关部门是坐等上级部门批准，还是积极地向上反馈问题、讲明利害，以争取早日获批？当地省级管理部门又为何迟迟未批准？再进一步，在简政放权的当下，漫长的省道在某个路段设个红绿灯，非得上级审批吗？“夺命公路”近11年来事故迭发却装不了红绿灯，个中责任，不是“程序”能推卸得掉的。这类典型的基层相关部门不作为，该作为政纪整治对象，还有今后引以为鉴的“负面样本”，以让罔顾民众生命的“懒政”尽早消匿。

小蒋随想：近五十人死于“夺命路段”，当地群众与政协委员疾呼设置红绿灯与减速带，却被管理者以无权、须请示、待批准为由拖延，别说是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当地群众，就是旁观者，对此会作何感想？2012年12月4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其中明确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人们不禁要问：在夺命路段设置红绿灯的问题上，沧州乃至河北省的交管部门是如何“坚决贯彻”八项规定的有关精神的？如此“履职”，如何体现群众利益无小事？必须指出，权限的设置不能成为服务群众的绊脚石。尤其是在人命关天的背景下，拘泥于条条框框、摆出慢慢腾腾“走程序”的架势，折射出的是一种冷漠乃至冷血，丧失的是管理者的公信力。管理者迟迟“不管事”，本质上就是尸位素餐。尽快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追责处理消极懈怠者，不能再等了。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 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