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孩子媽媽您好，孩子要升初三了……”不少家長都收到過類似騷擾電話。來電者不僅知道家長的手機號碼，還能准確說出孩子的姓名、學校甚至年級、班級。

電話之所以精准，是因為學生信息早已被倒賣。2026年4月，四川警方破獲一起橫跨17個市州的特大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查獲學生信息90余萬條，覆蓋姓名、身份証號、戶籍、就讀學校班級、歷次考試成績、執教老師及監護人聯系方式等。

手握海量學生與家庭信息的教培機構、學校，在信息採集上具備天然優勢。但不少主體存在“重採集、輕保護”“重使用、輕管控”的弊病。更有甚者，直接將這些信息當作商品。有媒體記者調查發現，江蘇、廣東、浙江、安徽、山東、遼寧等多地超千萬條中小學生個人信息遭非法獲取、流轉與倒賣，單條售價0.5元至十幾元不等，倒賣者稱數據來源於官方教育信息平台及相關系統。

學生信息泄露黑產之所以成為治理頑疾，根源在於這類違法活動跨地域、線上線下交織，隱蔽性強、取証難度大。而且，過去不少地方處置這類案件，往往隻罰中間商。202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依法懲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明確對利用職務便利泄露信息（行業“內鬼”）、黑客技術竊取、數據倒賣牟利等行為從重處罰，確立“情節特別嚴重”量刑標杆。這些司法信號明確傳達：打擊學生信息泄露，不能隻盯住倒賣信息的中間商，更要溯源追查信息源頭的泄密者。

與此同時，保護學生和家庭信息安全，還要把重點前移，強化源頭管控。一方面，家長要提高警惕，不要隨意提交孩子姓名、學校、家庭住址、聯系方式等敏感信息。另一方面，學校、教培機構須落實個人信息“最小必要”原則，隻採集、留存開展教育服務所必需的信息，杜絕無邊界、超范圍收集學生與家庭信息。同時，加強數據訪問、下載、復制全流程管控，管好離職人員權限管理，從制度上堵住信息泄露的漏洞，倒逼機構、學校真正把個人信息保護落到實處，而不是停留在紙面承諾。

每一條被倒賣的學生信息背后，都是一個家庭的安全隱患。守護孩子的隱私，需要多方同向發力，瞄准隱患全鏈條，形成有效震懾，才能真正織密未成年人個人信息保護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