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駕“小藍燈”因不符合現行國標《汽車及挂車外部照明和光信號裝置的安裝規定》（GB 4785-2019），從2026年7月27日起，國家對新認証車型禁用“小藍燈”。一度是新能源車“科技名片”的小藍燈迎來退場時刻，這場行業“熄燈”行動，不是對智能駕駛創新的約束，而是守住道路安全底線、校正行業發展方向的必要治理。

光鮮的科技外殼之下，合規漏洞與道路安全隱患早已持續累積。各家車企對於藍光亮度、閃爍頻率、安裝位置沒有統一行業標准，部分車型藍光亮度過高，夜間行車極易造成后車駕駛員眩光、視覺疲勞，提升追尾、剮蹭事故概率﹔不少駕駛員見到亮起“小藍燈”的車輛，會刻意近距離跟車、強行加塞，以此試探輔助駕駛的極限能力，人為制造道路沖突。與此同時，不少普通車主看到藍光便默認車輛具備全自動行駛能力，放鬆自身駕駛注意力，混淆了L2輔助駕駛“駕駛人全程全責”的核心安全准則，極易因麻痺大意誘發交通安全事故。究其根本，“小藍燈”的問題還是在於規則建設和技術發展節奏的不統一。

在我國法治框架下，市場主體遵循“法無禁止即可為”。近年來，我國在各行各業各領域全面落實負面清單，就是該法律原則的體現。可問題在於，由於技術發展太快，很多制度的設置追不上技術應用的發展。制度規則反復、規則爭議不斷，成為新經濟發展面臨的難題。

答好這道難題，可以從三個方向發力：

一是要動態調整制度規則，並縮短規則標准更新時間。要提高制度規則調整的頻率，同時要縮短規則落地的周期，避免“征求意見到正式發布跨度數年”的滯后局面。

二是要暢通和企業溝通渠道。遵守標准和規則的是企業，在制定標准和規則的時候需要聽取企業的實際反饋。

三是要考慮用“原則性立法”來治理。在法律制定中並不試圖窮盡所有具體情形，而是設定若干核心准則，為后續判斷提供依據。例如，當法律規定之間出現沖突時，可依據“上位法優於下位法”這一原則予以協調﹔在數據採集領域，則可遵循“最小必要原則”，即隻收集實現目的所必需的最少信息。這些原則本身並不復雜，卻能夠在各類新出現的糾紛中發揮定分止爭的作用。在確立法律適用原則的同時，還需輔以典型案例加以說明。這種“原則指引方向、案例劃定尺度”的做法，既保持了規則的穩定性，又保留了應對新情況的彈性，對於技術更新迅速、模式層出不窮的新經濟領域，往往比事無巨細的硬性規定更為有效。

科技的創新永遠需要制度規范保駕護航，智能汽車的迭代升級，不能脫離道路交通體系與公共安全框架自由生長。“小藍燈”有序退場，熄滅的是浮華的營銷藍光，點亮的是安全行車、理性競爭的行業明燈。在標准與創新的雙向平衡之下，我國智能駕駛產業方能行穩致遠，在安全的底盤之上釋放更大的技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