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传播日益发达，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国际报道转译越来越多。要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英文词汇和语句设置，在具体的表述场景下，实际上承载着特定的话语框架与价值判断，稍不留意，译文便可能在无意间复制原文的叙事逻辑，转述了词语暗藏的逻辑预设。

以一些西方媒体常用的描述性标签为例。当他们用“state-backed”修饰中国企业或媒体时，在英文新闻语境中，更带有强调其“受国家干预或影响”的负面意味。若简单译作“国家支持的”，在中文语境中反而容易呈现出中性甚至积极的含义，难以体现原文隐含的语用色彩。

再如“assertive”一词，在普通英语中本意为“坚定”“果断”，并非天然带有贬义。但在近年来的涉华报道中，它常与外交、军力等议题绑定，带有“咄咄逼人”或“更加强势”的负面色彩。编译时如果仅停留在词典义层面，而忽略其具体话语环境，容易误读、误转原文信息。

这些词汇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并不依靠激烈措辞来表达立场，而是借助貌似“客观、理性、温和”的选词埋伏偏见，潜移默化地塑造读者认知。

再比如，西方报道有时巧妙借助被动语态或无主语句制造“客观中立”的假象。例如Concerns are growing over China's tech sector（对中国科技行业的担忧正在加剧），通过省略行为主体，营造出一种“全世界都在担忧”的错觉。中文转译应读懂这种话术，识破其语言伪装，避免机械跟译。

同样，在国际舆论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也要读懂西方媒体的话语和叙事体系，读懂其逻辑预设，不能简单照搬其表达方式。在涉及核心利益与国家定位的表述上，尤其应谨慎。例如，西方媒体惯用“mainland China”指称“中国大陆”，其话语底层预设了“两个中国”的陷阱；常以“a semi-autonomous city”（半自治城市）来描述香港，这与“高度自治”相悖；在讨论大国关系时惯用暗含零和对抗底色的“great power”，而我们坚持使用“major country”，本质上就是要剥离西方语境中“大国争霸”与强权政治的霸权逻辑，避免被外来话语牵着鼻子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话语的博弈不仅体现在外媒对华的描述中，也体现在他们对中国概念的“改造”上。西方媒体与企业会根据自身叙事需要，对中国提出的概念进行重新表述或逻辑再框定。

以《经济学人》3月一篇探讨能源安全的报道为例。文章提到了“能源自主（self-reliance）”这一中国提法，但坦言：西方很多人逐渐意识到自主的必要性，然而欧美企业高管却并不愿采用这一中国提法。他们更乐于接受的表述是“在供应链中构建冗余（building redundancy into supply chains）”。“冗余”本是工程学和管理学概念，强调系统的备份能力和安全冗余，突出供应链管理和风险控制。用“构建冗余”替代“能源自主”，本质上是一种刻意去政治化的商业包装，也是对同一理念的重新叙事。

语言从来不是完全中性的。词汇背后既折射现实考量，也承载文化传统、传播习惯和价值取向。于国际报道转译而言，需要注意的，不只是某一个词是否译得准确，更是那些隐藏在词组背后的“特洛伊木马”——即隐秘的叙事框架和认知预设，这比直接表达观点更值得警惕。因此，既读懂英文表达的内涵色彩和措辞逻辑，也善于跳出原文预设的话语框架，真正实现从“翻译”到“叙事”的跨越，这种能力在当下的国际传播格局中越来越重要。（作者系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译审、英文首席；“外宣微记”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