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同等重要，二者缺一不可

　　记者：有人认为深度贫困地区要补齐的短板很多，一些地方“两不愁三保障”尚未完全实现，应先实现物质脱贫，再考虑精神脱贫，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为何要着重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

　　黄承伟：深度贫困地区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欠账多，应该从最关键的地方，群众最迫切希望解决的事情，从最短的短板出发，集中力量，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攻坚克难。但绝不等于可以忽视精神脱贫。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同等重要。只注重补物质短板，而忽视精神扶贫，这样的脱贫是低质量的、不可持续的脱贫。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攻坚的主体，各项扶贫事业离不开贫困群众的参与，优惠政策、扶贫资金和项目等外部帮扶需要通过贫困群众发挥作用。当前一些贫困群众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对新事物、新技术、新观念接受程度不高，对脱贫攻坚工作认识不足，一些陈规陋习根深蒂固，如果不解决这些“看不见的贫困”，会影响脱贫攻坚事业的推进。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是辩证统一的，从发展目标看，脱贫是为了发展，我们要实现的发展是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发展，因此要注重培养、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既富口袋，更富脑袋。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要处理好区域发展和脱贫攻坚的关系。只有区域经济社会整体健康持续发展，才能为个人脱贫致富和全面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个人参与脱贫意愿强烈，实现脱贫致富能力增强，又能为区域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驱动力。

　　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多元，应具体分析、精准施策

　　记者：我们采访发现，部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体现在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等各项工作中，如何更好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黄承伟：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其实就是参与脱贫的意愿和实现脱贫的能力。内生动力不足既体现在认识上不够，也体现在能力上不足。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因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精准施策。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一些贫困群众存在畏难情绪，不愿不敢参与。“怕”的产生有历史客观原因，不少贫困地区深处大山，交通不便，部分贫困群众世世代代与外界交流较少，对新鲜事物接受程度不高。从主观原因看，不少贫困群众受教育程度低，长期从事传统小农生产，较少参与现代市场活动，加之缺乏资金、技术等，不愿意轻易改变种植习惯，面对市场风险。

　　要化解“怕”的心理，激发贫困群众参与产业积极性。首先在产业选择上，政府部门应重在引导，尊重贫困群众主体意愿，不能替他们拿主意，应立足本地资源禀赋，让贫困群众充分参与决策。其次在产业组织上，探索多种利益联结模式，让贫困群众充分分享产业发展红利。特别要发挥乡土社会传统，用身边人、身边事带动贫困群众参与产业。

　　不少深度贫困地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易地扶贫搬迁是重要脱贫举措。一些贫困群众搬迁动力不足，有的搬得出但稳不住。这既有他们故土难离、难以融入新环境等主观因素，又有安置地缺乏就业创业环境等客观原因。增强贫困群众易地搬迁内生动力，一方面要完善配套政策，不仅“重搬”，更要“重稳”，通过增加公益岗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举措，提升安置地解决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从稳定搬出到融入社区是一项长久性、综合性工作。在政策制定、宣讲中，应该多点耐心，让贫困群众明白易地搬迁的长久益处，不仅仅是改善现有生活条件，更能享受到教育、医疗等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

　　改变部分贫困群众“蹲在墙根等小康”的现象，首先要完善政策设计，杜绝单纯“给钱给物”的养懒汉措施，鼓励贫困群众通过自我奋斗改变生活。其次，通过树立典型，利用涌现出的大量脱贫攻坚带头人的事迹感染贫困群众。再次，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通过熟人社会约束“不劳动”“占便宜”等行为。

　　记者：加强教育培训是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当前一些地区存在形式单一、内容滞后的问题，如何提升教育培训的效果？

　　黄承伟：扶贫要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当前，各地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加强对贫困群众的宣传教育，比如一些地方采取讲习所、道德讲堂、电视夜校等形式，较好地解决了教育培训的场地、师资和资金等问题。下一步应该精准对接贫困群众需求，在培训手段、内容上进行创新。

　　摸清贫困群众需求，让他们学到真正想学的。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等可走村入户，深入调研，建立贫困群众培训需求清单，并以此为依据科学设定培训课程。

　　在培训方式上，从单纯课堂授课变为现场体验、跨区域交流等。鼓励中西部贫困群众到东部发达地区开眼界、取真经。对有意愿、有能力成为带头人的，可配备行业导师，提供长期跟踪指导。

　　在培训内容上，从单纯理论宣讲变为案例宣讲。选择身边鲜活的成功案例，供贫困群众学习。特别是要发挥带头人的示范作用，用他们的奋斗故事，感染贫困群众，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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