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障儿童真的需要“橙色书包”吗？

听障儿童真的需要“橙色书包”吗？

背景：去年，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针对听障儿童发起的“橙色书包”活动，面向社会募集善款，向听障儿童发放橙色书包，每个成本120元。由此，路上的行人和车主会留心背着橙色书包的儿童，因为他们可能听不清。这个项目持续一年多并未出名，近期因为明星和大V的加入，才引起关注，也引来质疑。

新京报发表姚遥的观点：目前有条件就学的听障儿童，通常都解决了完全没有听力的问题，并不是像普通人想象的那样，他们听不见任何声音。因此，他们需要特殊醒目标签提醒司机的必要性并不足。其次，大量听障儿童即便解决突破听力问题，也未必能在普通公立小学顺利入学，这一障碍并没有实质性的解决。若连学都上不了，他们背“橙色书包”意义也会存疑。还有很多听障儿童的家长担心，背“橙色书包”会带来过度的标签化。带着显著的标签走在大街上，社会大众即便是朴素热情的关爱，实际上也会加重儿童的自卑。听障儿童的康复，也需要让他们回到“正常孩子”中，而非将其隔离出来。这不是说要无视身体条件差异，而是要尽量避免制造外在的区隔。橙色书包因为瞄准短期目标，贴近生活好理解而被热捧。但从听障儿童的真实需求和长远发展而言，橙色书包是个很多地方亟待完善的项目。公益项目的设立，最好能从受益人的核心利益出发，瞄准终极问题，在严密逻辑的支持下提出解决方案，并推进方案的落实。

小蒋随想：什么是残障人群的主要关切与待解问题，应去征询残障人群与其家人的意见，而不是由缺乏体会者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做。这既是体现尊重，也是为了有的放矢。如果工作不到位，一片好心可能遭遇“水土不服”，带来人力与资源的浪费。社会的关注度与资源是宝贵的，倘若好事没有做到点上，会挫伤做事的人的积极性，也会对受助对象没有太大益处，这是善良的人们不愿看到的。公益与慈善是个技术活，要求组织者了解客观实际，具有专业性与严谨性。“橙色书包”活动遭遇一些质疑，发起的基金会应该反思潜在的欠妥，考虑更为切实的服务，这是公益活动走向成熟的要求。另一方面，明星效应助推公益活动有积极的一面，但也要避免过度娱乐化掩盖事物本身。这一点，在“冰桶挑战”中已露出端倪。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公众也要有更多的理性与思辨意识，既不要听风就是雨、好似打鸡血般参与一些事，又不要因为个别不良事件而对公益慈善灰心丧气。公益活动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大龄单身“被焦虑”也是一种伤害

背景：大龄青年的单身问题时常被关注，相关“焦虑”频见报端，有人发表看法。

新京报发表李国翠的观点：作为心理咨询师，我的咨询室里也经常有大龄未婚人群来寻求心理安慰，但了解后会发现，这部分人咨询的问题少数是婚恋问题，大部分是承载不了被催婚而产生的焦虑，或者说是因为这种焦虑而产生的认知失调。以笔者之见，大龄单身不是问题，是社会的偏见让它成了问题。恋爱本是美好的事情，婚姻也应该是充满期待的事情，可大家都在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来完成。“你看，那个人还没结婚啊，一个光棍得多么冷清啊”，“他还没结婚，他有问题吧？”诸如此类的调调听得多了，也就减少对婚姻的期待了。而且，有些父母总喜欢打着“因爱之名”的旗帜对子女婚姻大事催来催去，在我看来，这要么是糊涂要么是虚荣。糊涂在于，不明白“一味催促只会让孩子厌婚”这个道理；虚荣在于，害怕子女大龄未婚让自己丢脸，那到底是自己的脸重要还是子女的幸福重要？活着，是为了幸福，至于何为幸福，没有统一标准，它可以有各种形式。但如果结婚是“为了幸福而幸福”，对不起，这叫强迫症。而解决它的唯一方案就是：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顺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小蒋随想：单身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本来不能以对与错、应该与不应该来评价。然而，一些“好心人”却将结婚看作是一种“成果”，忽略了果实也有甜美与酸涩的区别，简单地认为没结婚仿佛就是失败的人生，这其实是对多元世界、百态人生的一种误读。人生是经历的过程，没结婚的人不代表没有经历过恋爱。事实上，很多单身者恰恰是经历了情感的磕碰、生活的磨砺，越来越明白自己需要什么，什么是可以妥协的，什么是自己应该改变的，什么是无法改变的。面对自己无法改变的，恰恰是曾经交往的异性要求的，或者异性难以改变的，是自己无法忍受的，当分歧大于契合，纷争代替了和睦，除了分手恐怕没有更好的选择。当然，凑合在一起也是一种选择。但这样的选择也是一种隐患。在学者眼中，离婚率上升是社会进步的另类体现，但这何尝不是一些人在理性地了断当初的草率？一味将婚姻与幸福挂钩反倒是一种想当然。很多人并不恐婚，也没有逃婚，而是仍走在寻找另一半的路上。前路是未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强扭的瓜不甜”。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 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