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技能大师年薪近20万元高吗？

首席技能大师年薪近20万元高吗？

背景：近日，央视以《揭秘金蓝领：吊起“中国高度”的人》报道了一些蓝领故事，其中获得过“全国建筑装饰业技术能手”“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湖北省首席技能大师”、被称为“镶贴大师”的陶猛，年薪已经将近20万元，收入超过许多城市白领。

广州日报发表练洪洋的观点：时下收入较高的建筑工人、月嫂、快递员等这些工种，或劳动强度大、非常辛苦，或专业门槛较高、需要技术技能，或两者兼而有之，既辛苦又要技术，哪怕你吃得了苦，也未必有技术，不服不行。在“蓝领工人”吃香的德国，技工待遇很高，比一般办公室文员和秘书收入还高。一个清洁工一年收入约4万欧元，而普通办公室白领一年收入约3.5万欧元。在澳洲，零经验的技工的年薪可以达到15万澳元（超过70万人民币），拥有一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木工，年薪可以达16万澳元。就社会导向而言，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国人对待谋生、就业这样的人生大事，很多仍然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学而优则仕”，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体力劳动的职业荣誉值一直被严重低估。培养“大国工匠”，一在培养，以职业教育为主战场；一在引导，舆论引导之外，更在制度引导。收入分配、职业晋升、继续教育等配套制度慢慢跟上来，社会的职业观念就会慢慢改变。

小蒋随想：一个“全国技术能手”、“首席技能大师”年薪将近20万元高吗？别说和金融从业者比了，就是和许多自嘲“码农”的程序员比，也不算什么。报道还说，陶猛的收入超过许多城市白领，这种比较本身就蕴含身份高低意味。说实话，社会对于能工巧匠的尊重（包括身份地位、职场价值）远没有达到其应得的高度。这既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旧观念有关，又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体力劳动者（尤其是粗加工、技能不强的劳动者）供给充沛有密切关系。上述认知作为一种固化思维，还妨碍着高水平技工的培养，影响着本就稀少的能工巧匠的社会认可度。中国正进行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亟须大量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有关人才的供给却严重不足。不得不说，市场具有纠偏机制，“人以稀为贵”是一种必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全国技术能手年薪近20万元”不是终点。薪酬不是万能的，但它的导向性不言而喻。

建议恢复留级制，仍是惟分数论成败

背景：北师大副教授钱志亮建议恢复小学留级制度。在他看来，孩子的“年龄”有三个，分别是自然年龄（日历年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并不是所有小孩的这三种年龄都是同步发育的。一些孩子并不是学不会，而是需要更多的时间，他希望通过“留级制度”给这些孩子一年的缓冲时间。

华商报发表杨鹏的观点：“义务教育阶段不许留级，不提倡跳级”，这在全国范围内已是通行做法。因此，呼吁恢复“留级制度”绝对算不上主流声音，甚至还可能被视作标新立异、博人眼球。要承认，恢复“留级制度”，理论上更尊重教育规律，也更加尊重人的成长规律。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媒体几年前也曾讨论过“留级制度”的利与弊。弊端主要有二，一是，留级的往往是差生，留级生在新环境里如果被孤立，反而更容易让差生自暴自弃。再就是，在教育资源紧张的局面下，留级会让一部分学生重复利用资源，形成了“不公平竞争”。应试教育有一箩筐的弊端，有太多的“不尊重”需要纠偏，要不要恢复“留级制度”并不是当下最紧要的教育议题。特别是，当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导致教育不公平，远远比要不要恢复“留级制度”更让老百姓焦虑不安。不过，钱志亮副教授针对不同孩子身心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建议不要只用日历年龄作为孩子入学标准，倒是值得各地及相关部门重视。

小蒋随想：我上小学那会，班里就有一个留级的女生，她比其他同学高半个头，学习成绩是不理想。很多同学直接喊她“留级生”，她低着头，红着脸，不回嘴。回想起来，那个女孩肯定自卑，在班里的处境挺悲催，老师对她爱搭不理。无论愿不愿意接受，孩子就是有聪明的，有不太聪明的，有擅长学习的，有不擅长学习的。但是，目前的教育体制就是惟分数论“英雄与狗熊”。那些学习成绩不佳的孩子，很难受到老师的待见，在同学中没啥“好形象”，他们的家长不可能“有面子”。基于上述现实，指望让孩子留级一年就“脱胎换骨”，恐怕是想当然，此举反而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与“负面形象”。相信这也是“义务教育阶段不许留级”成为当下通行做法的原因。真正的素质教育，应当是基于发掘孩子的不同潜质，进而因材施教，培养个性化的素质，而不是以分数为“万能”，抵达这一目标固然存在各种掣肘，但理念与大方向是不错的。恢复“留级”不过是在惟分数论上打转转，不但没有新突破，还有返祖之嫌。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 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