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综艺“清流”因何涤荡人心？

“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在《见字如面》节目中，当演员王耀庆读出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永玉致曹禺信中的这句话时，文字的热烈与真挚，打动了无数观众。

“朗读，在于传播文字；人，在于展现生命。将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这就是朗读者”。董卿在《朗读者》节目的开头说出这样一段话时，其优雅、知性已迷倒众多粉丝。

近日来，《见字如面》《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等多档文化类节目就以这般惊艳的表现登台亮相。这股被称赞为“清流”的文化现象，到底会昙花一现，还是将开启中国综艺节目的多元化形态？

参差多态才是文化节目的健康生态

“各位选手的诗词积累让人佩服，题目的设置考虑了观众的参与度，无论是业余爱好丰富生活，还是参透深意提升人生境界，节目能引发人们重新拾起诗词的冲动，这是一件好事。”从事多年中学语文教育工作的王丽娜表示，看到《中国诗词大会》让她很惊喜。

这档让才女武亦姝走红的文化节目，也让诗词本身走进大众。继《中国汉子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央视系列文化节目之后，该节目让文字类节目的热播好评如潮。

去年年底，台网同播的《见字如面》，又让朗读类节目进入观众视野，引发不少震动。

“无意间看到这个节目，看到张国立、王耀庆的深情而精湛的朗读，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然后，真的有热泪盈眶的感觉。”在北京一家证券公司上班的白领马世杰说。

2月19日，《朗读者》的总导演刘欣，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条微信，内容是《朗读者》栏目在豆瓣网获9.5分的高分。他在配文中写道：为了那些值得铭记的感情，为了那些理应受到关注的文字。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包括各类真人秀、亲子秀、相亲节目等综艺节目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在受到一些观众追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同质化、泛娱乐化趋势，而这为当下文化类节目的爆发提供了契机。

面对文化类节目的集体走红，《见字如面》总导演关正文，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论：“一条街上如果只有一家饭馆，这家饭馆的生意肯定不行。如果是饭馆一条街，可能大家生意都好。这是一个行业的生态。”

在关正文看来，包括各种娱乐节目在内，从不同层次共同满足观众需求的娱乐努力，都是一种生态，文化节目也开始产生了某种生态，因为它有了一定数量上的积累。

“但在视频节目整体占比上，我觉得文化节目的数量，其实远远不足。文化类热播节目，还是凤毛麟角。”

同时，他认为，这些文化节目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满足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的一种努力。

“有一些节目更能满足大众的情感需要，有一些满足知识传播型的，也有一些趣味性的，还有一些是智慧型的等。它们属于有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最终合成一种叫文化传播和传承的景观。各种层次没有所谓高低，大家都应该去努力，生态越丰富，产品成长的可能越健康。”

从传统文化遗产中获取生命力

有评论指出，《朗读者》和《见字如面》生逢其时，它们成功激活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那股无处释放的热情。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孙佳山看来，要理解文化节目走红的当下，必须了解中国综艺节目模式的变迁过程。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

孙佳山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的中国综艺节目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港台模式、欧洲模式、韩国模式。”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正大综艺》《综艺大观》，这种大联欢模式的综艺节目，是中国内地引进港台综艺节目模式的发轫。

“1999年，是我国综艺节目第一个历史节点。当年，省级电视台开始全部‘上星’，由于成本高、竞争压力大，中国综艺节目市场开始火了起来。这一阶段以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为代表，包括后来央视的《幸运52》《非常6+1》等。”

第二阶段，从“超女”到“中国好声音”，这一阶段的综艺模式是从欧洲引进来的。而第三阶段诸如“跑男”、“爸爸去哪儿”等真人秀节目模式，则主要来自韩国。

“港台模式很快过时了，而‘选秀式’的欧洲模式最大的缺点是规则比较死，每个人都有比较固定的角色，嘉宾发挥的空间有限。和前者相比，‘真人秀’模式的剧本没那么死，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和大创作空间。”

从《见字如面》《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开始，我们的节目模式开始与中国观众的基本价值认同符合，开始从中国古代文化资源、文化遗产中获得生命力。“通过很接地气的节目制作方式，观众很好接受，这自然就能火起来。既不像港台的‘嘻嘻哈哈’和欧美综艺选秀模式的条条框框，也不像韩国节目模式的徒有热闹。”

在孙佳山看来，文化类节目走红的背后，体现的是当下的节目模式在“情感结构、价值观念、文化认同上与观众的贴近。”

而这种端倪，此前就已经出现。

《见字如面》的导演关正文，同时也是此前广受好评的《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总导演和策划人。他告诉记者，“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当时取得漂亮的社会反响中受到启发，尽管当时并没有什么节目上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也觉得，能有机会把丰富的汉语语言宝库打开并传播，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开启中国原创综艺节目新时代？

实际上，中国综艺节目自身发展的现实，也在倒逼综艺节目模式上的创新。孙佳山认为，和此前三种模式不同，近期的文化类节目，可以被看成是综艺节目发展的第四种模式。“这一阶段是中国真正原创综艺节目的阶段。”

与此同时，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节目的热播，也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以《中国成语大会》为例，接力出版社出版的该节目的衍生的系列出版物，也获得了不俗的销售表现。

“尽管节目的影响力会带动相关出版的销售，但出版物实际上是在节目之外的另外的一条河流中用了更适合阅读的形式进行文化传播。实际上，大家在一个大的传统文化领域上，分别用各自的专业角度做传播。”

“文化节目能够突破传播的瓶颈，然后走入大众本身，现在来看还是多少有点令人意外。市场并没有天然建立起对文化节目价值的那样一种信任和更符合市场规律的评价。因为，我觉得市场收益，必然是之后出现的。”

关正文表示，文化类节目应该是更看重长远的，比如说它的节目生命力更长，产生效益的周期更长。获得效益的可能性，需要逐渐开发。从另外一种角度讲，文化类节目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坚守，或者是简单情怀的问题。“任何有价值的题材，如果没有真正实现规模化传播的话，实际上作为我们节目生产人来讲，你的工作的价值就是非常有限的。”关正文更期待激发观众自身的感受和思考，“因为这恰恰是文化综艺给大家提供的娱乐的快感”。在关正文看来，“一档文化节目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它的认知价值核心对现代人的启发，一种对活跃的思想状态和感知状态的启发。”

同时，孙佳山认为，面对这些可喜的现象也不必过度乐观。“中国平均文化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还是比较弱的，剪辑师、分镜师，甚至节目的剧本等，我们的综合技术能力仍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