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对象参加公益服务获得尊严和机遇

低保对象参加公益服务获得尊严和机遇

背景：日前，广州市民政局发布规定，低保对象应当参加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安排或认可的，与其身体健康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公益服务，每人每月参加社会公益服务时间累计不得少于60小时，违者将受到停止低保待遇等处罚。

广州日报发表夏振彬的观点：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0条规定：“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参加所在的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所以，让低保户当义工，用力所能及的付出回馈社会，这有法可依，并不违背福利制度的本意，反而能体现社会公平。相关做法在国外也被普遍认可。广州规定并非一刀切，全日制在校学生、患有不适宜参加劳动的疾病的人员、需要照顾幼儿等家庭成员的都可以“豁免”。还有，低保对象参与的公益服务要与其身体健康状况相适应，并享受高温补贴、餐费补贴、交通补贴等津贴。对于领低保“捆绑”公益服务，很多人还不适应。对此，一方面要做好宣传引导，用更为温情、更为人性化的方式来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对贫困居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但对具备劳动条件的人来说，低保绝非长久之计。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也可以尝试提供公益性的就业岗位，让低保户有工作谋生，多劳多得，真正走出生活的困境。

小蒋随想：广州这一规定只适用于健康的、有劳动能力的、无学业或家庭负担的低保对象。此举不是要“为难”困难人群，而是避免某些健全人形成“等、靠、要”的惰性。相对于上班族每月工作至少160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符合劳作条件的低保对象每月公益服务不少于60小时，强度不算大。在某种程度上，低保对象也会从中获得应有的尊严——不是“白拿”社会的钱，同样在为社会做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有关方面还应努力“授人以渔”，将公益服务与学习培训相结合，将就业指导与岗位试用相衔接，促进一些没有工作的人回归职场。尤其是在社会步入老龄化、二孩生育全面放开、居民需要更多社区服务的当下，有关岗位缺口很大，就业机会很多。社区服务的供与需若能更好地契合，将使供需双方获得双赢，缓解社会焦虑。一朝领低保不代表将一直处于“弱势”，某些人不能对自己失去信心，管理者也要积极地“扶上马送一程”。

警惕歧视与炒作，尺度底线在哪里？

背景：2017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小品《取钱》中骗子打电话时说的是河南话。2月7日，西安一河南籍律师以“地域歧视”和“侵犯河南人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北京电视台和该小品编剧及演员，向所有河南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人1元。　　

中国青年报发表普沙岭的观点：很多网友认为这是律师为了出名炒作，一个文艺作品，只是为了给其中的人物确定一个有个性的身份，不能这么对号入座。相关言论如：“如果骗子说普通话，是不是要赔偿全体中国人？”“难道一个小品里的骗子只能说外语，外国人不会起诉吧？”网民说它“有炒作之嫌”，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有炒作之嫌的举动，就一定是错的或者恶的吗？按照这种认识方法，很多公益起诉或多或少有“炒作之嫌”。它们通过某些博眼球的方式，唤起某种社会关注。比如，前几年公益律师郝劲松状告原铁道部，起诉各种垄断行为，能打赢的官司没几起，但通过个体的“说不”，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民众对一些不正常现象的关注。后来，相关方面的改进，不能说和最初的“炒作”没有关系。一名律师发起这样的诉讼，舆论不应该停步于“是不是炒作”的争辩，更应该从现象与口水当中跳出来，将目光更多投向反歧视。

小蒋随想：生活中或隐或现的歧视有很多。比如，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只要男生，35岁以下，必须XX籍”，这些要求被解释为“工作需要”，但在求职者看来，难掩对女性、年龄、户籍的歧视。再如，某些城里人戴着有色眼镜审视农村人，一听说农民工子女要和城里娃成为同班同学，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再看更为普遍的，人们在找结婚对象时，会提出身高、相貌、学历、家境、户籍等各种各样的条件，何尝不表露出内心中的“高看与低看”？种种好恶的本质是什么？某些东西客观存在，是否动辄就要上升至法律与官司层面？这之中，显然有界限与尺度。所谓侵权，是指对被侵权方构成实质伤害与损失，这是法律考量的要件。此外，某些人有想法不表露是一回事，在公开场合与媒体宣扬是另一回事。对媒体而言，秉承正面的宣传导向，向社会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与正能量，是一种己任。随着此类官司增多，说明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关于炒作，底线是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 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