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同伴身亡不算见义勇为，你咋看？

救同伴身亡不算见义勇为，你咋看？

背景：今年6月，几个成都家庭外出郊游，其中肖军、喻春祥乘坐的皮划艇被漩涡掀翻遇险，同行的于强、张正祥跳入水中营救二人。最终，只有喻春祥生还。于强和张正祥的妻子为了帮丈夫申请认定“见义勇为”，在市县两级主管部门间奔走，却被告知，由于所救为同行好友，属于“履行特定义务”，因而无法认定。

京华时报发表颢钧的观点：因为见义勇为的认定与利益捆绑在一起，地方必须给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更多与地方财政状况以及地方对见义勇为的认识相关联。如果财政足以支付更多的勇为者，又何必拘泥于“义”的解释？所谓“特定义务”，法律上常指向两类，一是近亲属之间，比如父母对子女、成年子女对年迈的父母。此前发生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老虎伤人事件，事主赵女士将园方告上法庭，理由之一就是，其母下车救她惨遭老虎咬死，属于“见义勇为”。这一诉因引发网络舆论集体吐槽，而支撑网民情绪的深层原因便在于，母亲救女是本能反应，是母爱的天性使然，而绝非社会所公认的“义”。另一种特定义务来自于前行为所带来的后行为义务。张正祥等人约定共同出游，是否就带来了特定的救助义务？并没有法律如是规定。于强等人在同伴遇险时下水救援，属于法定义务之外的更高要求，认定“见义勇为”有助于激发社会正能量。

小蒋随想：我搜索到一则旧闻——2006年武汉一对夫妇在家中与小偷搏斗，后被武汉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表彰。理由是，这对夫妇“不仅仅是在自卫自救，他们是在和偷盗、抢劫的犯罪行为作斗争，其英勇精神值得表彰”。武汉那起“自己救自己”尚且算见义勇为，成都这起救同伴身亡却不算，让人情何以堪？同样令人回味的是，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后，事主赵女士称其母“见义勇为”，遭许多人吐槽；武汉夫妇在家中与小偷搏斗获表彰，却少有非议，社会对“义”的理解，呈现出某种与情绪相关的不确定性。有人觉得，见义勇为应有统一的“国家标准”。但是，标准终究是固定的，事态是千变万化的，人们的想法更是见仁见智。或源于此，对“义”的解释才难有“国标”。既然对“义”的定义存在变化，我斗胆建议，是否可以借鉴“人民陪审员”制度，让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代表，一起参评见义勇为？或许，零争议不易达成，但获得多数人的认可是可能的。

是传销者太狡猾，还是管理者“消极”？

背景：河北燕郊传销猖獗，记者前往有关部门举报，结果被各部门踢皮球。燕郊工商分局要记者找市局，市局“打传办”声称能做的只是登记、驱散，抓人是公安部门的事。当地公安部门则说打击传销需要工商部门牵头。

京华时报发表吴龙贵的观点：几番拉锯下来，就形成了一个执法怪圈：除非各部门统一行动，否则打击传销的结果就是“登记驱散”。抓了放，放了抓，不仅传销组织毫发无损，次数多了，执法部门也会产生惰性。《禁止传销条例》规定，各级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接到举报后，都有责任立即调查核实，依法查处。但由于打传办的存在，其他部门也就有了推诿的理由。而打传办是由工商牵头成立的，执法的权限和范围都十分有限，这或许就是传销组织能够获得生存空间的重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态度消极。对地方而言，传销未必全然是一件坏事，甚至还可以带来一定的利益。比如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拉动地方消费。在传销组织中，“绝不发展本地人”也是一条不成文的行规。这多少有点互利互惠的意思，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相关部门打击传销的决心和力度。因此，打击传销除了要完善治理结构、理顺权责关系，更重要的是转变观念。毕竟，每一个传销组织背后，都可能有多个家庭破碎。

小蒋随想：分析传销的“生存空间”，你会发现，它较少存在于一线城市，更多扎根于城乡结合部。在地点选择上，传销需要人群吸附效应，地方管理又要“松”。简言之，传销的策划者就是在钻地方管理不足的空子，吸引的往往是想发财又没有什么本事与见识的人。理解了这一点，就不能把传销猖獗单纯归咎于打击存在“机制弊端”。如今，还有种说法叫“逃回北上广”。意思是，不少返乡青年发现，中小城镇规则意识严重不足，“拼爹”更严重，管理较混乱。相对而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法制更健全，竞争更透明，环境更正规。说到底，这体现出的是管理、行政、执法水平上的差距。就传销在燕郊“繁荣”多年来说，未必是传销者太狡猾，更可能是管理者与执法者“水平有限”。京津冀协调发展，管理水平不高的地区必须向管理水平高的地区认真学习。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也该积极向周边地区输出或援助先进的管理理念与人才。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 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