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伦理这一问题，古今中外许多学者都作出过论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幸福的生活属于那些品性和思想方面有修养却只适中享用外在诸善的人。”他所表达的政治伦理含义，包括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行为的善。我国古代政治的伦理味道更为浓厚，政治行为在很多场合中都要求符合伦理。《史记·礼书》载“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所表达的也是政治伦理的内在“仁义”与外在“刑罚”相结合，体现出内在道德要求与外在行为约束并用。

　　从宏观上看，我国古代社会政治伦理所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秩序，上下有别而不能僭越。为了维护秩序，除了各种制度或程序化的仪式，还需要围绕秩序产生各种道德约束。比如，古代传统观念认为，东周天下大乱进入“大争之世”的原因就在于礼崩乐坏，实际上就是维系周代政治架构的政治伦理出现了问题。这种伦理以“周礼”为代表，“周礼”被破坏表现为在其指导下的社会秩序和治理体系崩坏，从而引发天下大乱。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确立新的政治架构，重新构建国家社会所需要的政治伦理。关于怎样构建政治伦理，各家各派提出了不同主张，直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构建起了封建时代家国天下的政治伦理体系，维系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达两千多年。在西方文化中，对政治伦理的探讨也是多方面的。成熟的政治架构必然要有成熟的政治伦理相配套。

　　现代意义上，以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学也是围绕道德性与秩序性开展研究的。道德性严格讲也是秩序性，是修身养性的要求；而秩序性实际上也是一种规范，是通过一整套制度构建起约束机制。道德性与秩序性二者是政治伦理中紧密相连的整体，其核心是一整套稳定、成熟的政治架构及其内在机理。研究这种政治架构和内在机理，可以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近百余年来，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我国传统政治伦理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对于国家而言，政治架构的稳定、成熟需要与之伴生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不能舶来但可以借鉴。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政治伦理应符合其政治体制、植根本国文化，这样的道德性和秩序性才能存在且持久。

　　当今时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政治制度需要更加成熟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求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新时代的政治伦理必然要求在道德性与秩序性上进行更新，形成与制度相匹配的成熟定型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伦理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核心作用。对于党员来说，首先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是党员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身为党员必须坚持的秩序性要求。应特别强调党员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员必须坚守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造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伦理，是我们党的初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以更高道德要求完成“赶考”的历史答卷，这是每一个党员的责任和担当。时代在变、观念在变，但是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党的根本宗旨不变。这是中国特色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17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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