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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要论:对战略对话的几点思考

戴秉国

2016年06月17日03:2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手机看新闻

  10多年前,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适时作出同大国开展战略对话的重大决策,就世界形势、中国走向、双边和国际关系以及人类前途、世界秩序、全球治理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问题进行推心置腹的战略沟通和思想交流,探讨如何正确认识世界的变化和彼此的发展,如何在思想、观念、方针、政策和行为方面适应变化,如何增进信任、加强合作,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维护好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球家园。2003年至2013年这10年间,我奉命率中方工作团队同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法国、英国和欧盟等大国和大国集团进行了内容丰富、方式灵活、有广度、有深度、务实管用的战略对话与沟通,形成了以下几点思考。

  战略对话注重战略沟通与交流

  战略对话注重同对话伙伴进行智慧、思想的战略沟通与交流。我们的智慧、思想从哪里来?是从个人脑子里出来的吗?不是的。它们从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熏陶中来,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悉心指点中来,从新中国外交思想、实践的经验启迪中来,从外交工作团队集体思想和实践的滋养中来,还从对话伙伴的思想火花给予的灵感中来,从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对民族复兴伟业的强烈责任感和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炽热追求以及长期积累和苦苦琢磨思索中来。

  战略对话注重对话的战略性,特别是战略的针对性,这是战略对话的生命力和质量所在,是战略对话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战略对话不同于一般外交磋商,常规性问题不是对话的重点,必须研究与思考涉及国际形势、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重大、全局性、宏观性问题,并在对话中加以探讨。比如,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这类问题。一位美国学者说,他十分赞赏习近平主席的外交理念;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就是运用非常规思维的范例。

  战略对话要达成共识,前提是对话双方能正视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思想观念、方针政策、行为方式等都力求适应这种变化。如果身子已进入21世纪、脑子仍停留在过去,就很难说到一块儿去。所幸的是,这些年来,对话各方的世界观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认识到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各国、各民族利益交融,相互依存度空前扩大和加深;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影响扩大了;各国人民要和平、要发展、要合作、要公正、要过好日子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人类实际上已进入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思想、政策、做法等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走同舟共济、协同共治、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道路。

  战略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大国间的战略信任,促进彼此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增进彼此国家和人民的福祉,造福全人类。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有大国决意要称霸,走非和平发展道路,必定引起大国不和、吵架甚至打架,世界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可言。只有大家都不结盟、不争霸、不称霸,彼此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合作,世界才会变得比较安宁,大家才能更好地发展,老百姓的日子才更好过。因此,在对话中我们反复向对方讲明,中国为什么要走、怎么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恳切希望对方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做下去。

  在战略对话中维护国家利益

  在战略对话中,各国当然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中国也一样,必须坚定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但外交不是赢者通吃,各国要尊重彼此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应努力找到彼此利益的共同点,将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做得更好吃。自己好,别人也好,才是正道。无疑,我们中国人在开展外交、进行对话的时候,心中一定要装着祖国和人民,但也要装着中国所离不开的世界;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同时顾及别人的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作贡献。

  在中外战略对话中,作为对话一方的中国已经不是鸦片战争之后的旧中国,而是快速发展又绝不当超级大国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我们绝不能像那段时间的当政者那样跪在地上办外交,一定要挺直腰板,绝不能有丝毫奴颜媚骨。新中国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能够独立自主决定自己内外政策的国家,这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不管风吹浪打,我们独立自主的精气神不能丢。由于我国块头大,在发展、在强大,一些国际人士对此有些担忧。我们不能像有的国家那样搞霸权外交,不能想骂谁就骂谁、想打谁就打谁、想干涉谁的内政就干涉谁的内政,对世界上的事情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是很不得人心、很遭人恨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害。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就是既不搞霸权外交,也不搞屈辱外交。同大国的战略对话,应努力坚持和体现中国外交的原则、特色和风格。

  当前,搞好中美、中俄战略对话最为重要。尽管中俄关系已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但仍须精心培育,使之好上加好。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也是最复杂、对世界牵动和影响最大、最需要下功夫处理的大国关系,所以在中美战略对话上我们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从事中美战略对话,既要密切跟踪中美关系的变化情况,又要洞察彼此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势,适时进行深层的战略沟通,努力把话说到对方的心坎上去,从而对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施加积极影响。实践证明,只要着眼中美关系大局和人类福祉,相互尊重、坦诚沟通、耐心对话,把问题谈深谈透,中美在许多问题上是能找到共同语言、妥善处理分歧的,包括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重大问题上都能谈到一块儿去。

  提高开展战略对话的能力和水平

  搞好战略对话,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周恩来同志说过,外交是一门艺术。战略对话是对外交官政治水平、政策水平、战略思维、文化修养、人格魅力、语言艺术、业务素质等要求比较高的外交工作。掌握谈判对话的艺术不易,娴熟运用就更难,需要用心学习、思考、琢磨和积累,包括虚心向对话伙伴学习。不仅个人需要学习,国家也需要学习。应学习全面思考分析历史潮流的趋向,正确判断世界发展趋势,冷静评估我国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正确制定和妥善实施对外政策;持续思考怎么做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外交官,怎么更好地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怎么更好地同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怎么把各种战略对话搞得更加有声有色,怎么培养造就同我国外交事业更大发展相适应的外交家、政治家、战略家。在这些方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

  提高开展战略对话的能力和水平,有赖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外交学理论体系。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同志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过:“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讲外交学,但是将来,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外交学,系统的、科学的外交学。”今天,作为一个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加速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着手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思想内涵深厚的外交学理论体系,即周恩来同志所说的系统的、科学的中国外交学,用以指导今后的中国外交。为此,需要对新中国外交史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在此基础上,还要系统整理和研究先秦以来中国历史上涌现的各种外交思想。毛泽东同志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毫无疑问,在这份珍贵的遗产中,也蕴含着卓越的外交智慧和深邃的外交思想。实际上,这些思想和智慧深深影响了我们当前的各种战略对话,也必将影响未来的战略对话。

  我们同各大国启动和展开战略对话的最近10年,正是中国大发展的10年。回顾一下历史,自鸦片战争后的100余年中,有哪一个大国曾倡议同中国进行类似今天这样的战略对话呢?没有!因为人家瞧不起你,认定你没有同它进行战略对话的资格。只是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才有大国开始有意同中国进行战略对话与沟通,进而有大国积极谋求同中国建立战略对话的机制,最终我们同各大国和国家集团的战略对话都开展起来了。事实表明,要确保对话可持续并更有效进行下去,最根本的是我们中国人要万众一心,继续下功夫办好自己的事情,使国家更加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对人类和平、发展、进步事业的贡献更多更大。须知,一个穷国、弱国,一个缺乏国际贡献和影响力的国家,即便再大,也是没人有兴趣同你搞什么战略对话的。

  我国过去10年同各大国的战略对话,是新形势下我们同外部世界开展战略沟通的一些探索和尝试,还大有文章可做。展望未来,中国与外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发生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变化、大变化。与举足轻重的大国进行深度战略沟通和思想交流,努力从大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源头上,即世界观、中国观、安全观、利益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等层面施加积极影响,始终是中国外交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与时俱进地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完善好战略对话这一新型外交形式,必定大有益于中国,也大有益于世界。

  (作者为原国务委员)  


  《 人民日报 》( 2016年06月17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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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曹昆、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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