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通过理性的规则和严密的执法，将餐饮市场纳入常态化的法治治理轨道，那么运动式或选择性执法，最终可能仍然无法实现价格善治的目的。

　　桂林“天价鱼”事件持续发酵。当地物价、工商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还在调查之中，涉事餐馆又被曝出去年8月10日曾被曝光收取“天价餐费”。“二次曝光”为“天价鱼”事件再添新证，同时也将执法监管推至舆论诘问的前台。人们追问的是:已经被曝光的问题餐馆，为何还能继续烹饪“天价鱼”?平日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类似事件又该有多少?

　　从青岛“天价虾”到哈尔滨和桂林的“天价鱼”，层出不穷的“天价”事件，不断挑战消费者对于市场环境的预期，同时也模糊、侵蚀着人们对市场法治的基本认知。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商家的自主定价权是否意味着其可以高标价、乱标价?经营者有了“明码标价”“顾客签字”是否就可以漫天要价?遵循市场定价机制是否意味着政府部门不需要对市场进行价格监管?

　　自由的市场是以法治为前提。我国价格法确定了多数商品采取市场定价机制，赋予经营者自主定价权，但并不是将定价行为一放了之。相反，价格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要求其“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同时还列举了经营者不得采取的“不正当价格行为”情形，“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牟取暴利”。迄今为止，媒体所曝光的“天价”事件，几乎都不难找到违背上述立法之处。

　　不难看出，所谓的“自主定价权”并非没有法律规则的约束，同时立法还赋予政府部门相应的执法权责，“对价格活动实行管理、监督和必要的调控”。既然如此，为何一些地方的价格乱象依然不治?一方面，执法在缺乏具体明确的标准下，很可能难有作为。例如，《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水平不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的合理幅度”，但由于并没有明确“合理幅度”的具体比例，使得这一规定在旅游热点地区遭遇瓶颈，执法部门对牟取暴利难以定性。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价格执法本身还存在机械化、被动性等问题。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执法部门或许会采取铁腕手段以收立竿见影之效。但是桂林的案例告诫人们，如果不能通过理性的规则和严密的执法，将餐饮市场纳入常态化的法治治理轨道，那么运动式或选择性执法，最终可能仍然无法实现价格善治的目的。各种“天价”事件挑战的不仅是旅游权益公平，更有市场法治的公信力。因而对于执法者而言，不能死抱着“执法标准越细越好”的幻想，而应善于将立法原则性规定运用到具体的执法活动当中，以负责任的执法激活立法条款、维护价格法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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