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剩男”危机需从提高女性地位求解

　　改善分配制度、提高女性地位、夯实社会保障，再辅以生育制度调整，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剩男”问题有望逐步缓解。

　　性别比失衡问题近年在中国广受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口专家意识到，持续30多年的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并未得到根治。8月28日，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接受采访表示，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剩男”规模将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

　　失联、抢劫、杀害、囚禁……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各地女性失踪、遇害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受害者几乎清一色为年轻女性，嫌疑人多半是年富力强的男子。针对女性的案件频发，是偶然还是必然，一时难有定论，但研究者对性别比失衡提出以下警告——性别比失衡将直接导致几类犯罪增加：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强奸、侵害婚姻家庭、涉黑类有组织违法犯罪等。15年后，将出现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人口的“光棍群”，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当婚不能娶，“剩男”在不断增加，社会风险在慢慢累积，后果堪忧。

　　由于只能生一胎或较严格条件下生二胎，为了提高生儿子的“命中率”，B超等性别鉴别技术、流产或引产等被滥用，成为性别比例失衡的众矢之的。这只是“剩男”问题的技术原因，真正原因远比技术要复杂得多。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传统观念、“养儿防老”之现实囧境。在国人根深蒂固的潜意识中，这个“儿”多指儿子，那么，为什么养女儿就不能防老呢？这与女性整体地位偏低难脱干系。具有说服力的情况是，同等学力、同样岗位与劳动强度，有时只因劳动者性别不同而待遇有别。男性在政治话语权与经济分配权上的优势地位，反而使得男性在配偶权获得上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剩男”产生的重要原因。

　　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对于治理性别失衡不过是扬汤止沸，多年实践充分说明一点；解决养老的后顾之忧对此有一定帮助，贡献率有多大则不确定；生育“解禁”必须经充分论证与实证之后才会有定论，短时间内指望不上；提高女性地位，让女性与男性各顶半边天，使“养女防老”成为可能，对扭转“只重生男不生女”的世俗观念将大有裨益。对于笔者这一结论，可从城市生活中得以佐证，因为城市女性的地位与男性差距较小，且女性多半比男性更懂照顾人，遂令许多城市父母在生一个孩子时偏重于生女儿。

　　分配决定地位，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在分配中获得更大占比的一方地位较高。提高女性地位，就是要重新评估女性再生产的价值（人口生产也是一种再生产），并让女性在分配中得到应有的份额，而不是价值长期被低估。同工同酬同待遇，不仅城市的职场女性需要，农村女性更加迫切。近年来，许多农村“外嫁女”出嫁后，娘家的土地没了，到了夫家又分不到田地，就是一个分配歧视的典型例子。

　　改善分配制度、提高女性地位、夯实社会保障，再辅以生育制度调整，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剩男”问题有望逐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