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一个公开场合，西南某大企业家颇有感触地吐槽：“中国严格意义上是‘处长治国’，投资环境的主要症结在处级及其以下。99%的企业家都要和具体的办事人员打交道，各处处长、副处长直到科员，这部分人的工作作风形成了具体的投资环境。”而某省一个富豪，在接受采访时更是直言无忌：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4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在不久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曾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处长无疑是一道独特的景观。按人事部副部长、《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侯建良的说法：截至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约637万人，其中中央机关及其在地方的派出机构有47.5万人，省级机关有53.55万人，地市一级有144.6万人，县（市）一级有285.2万人（截止到2010年底，国家县级划共有2862个），乡一级有106.1万人。由此算来，中国县处级干部最多有几十万人之多。

　　处长在中国官僚体制中是一个很微妙的位置，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作为一名处级干部，如果放在县里，处长绝对是老百姓眼中的大官；如果放在市一级，几百万人中，一千多处级干部也是人上人，他们在体制内的人奋斗了一辈子，能混上个处级、副处级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放到省级，处级干部的含金量就要打点折扣了，省里的处级没有专车、要写材料、为厅级领导服务；如果放到国家部委层面，处级的含金量恐怕还得打5折，因为这些人都是丑媳妇熬成婆、慢慢熬出来的，在部委大院里，只要不出差错，从科级慢慢升到处级属于例行公事。

　　问题在于，这些官不大、权力却很大的处长们，不但在县里风光无限，在省市一级也是权力枢纽中的重要环节。而在中央部委层面，这些处长们虽然职位不高，但却要负责部委的各种调研、担纲起草各种方案，甚至还要最终负责各种红头文件的具体执行。一方面，这些人执行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项政策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另一方面，这些人权力过于集中，又不免衍生出种种腐败现象。

　　坊间曾有“中国十大最有权力处长”一说，这些人近年都是因涉贪贿落网的处长：国家发改委民航处前处长匡新、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贸易法律处副处长荣民、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监测统计处处长沙志刚、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处处长孙海渟、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上海浦东新区农村发展局城镇建设管理处副处长陶建国、甘肃省电业局财务处处长顾慧娟。据称，匡新在行内有“匡爷”之称，曾有一位副省级高官去找他，他让人在外面等着，自己在电脑上玩游戏到“Game Over”才出去见客；还有一位副省长被他呵斥之后，依然唯唯诺诺。连省长都不敢惹匡爷，只因各地机场建设规划、航空公司购买飞机都须经民航处审批，从而成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注脚。

　　“处长治国”，不但体现了人们对庞大的处级干部队伍政治影响力的“埋单”，同时也说明人们对处级腐败的某种无奈。如何把处长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他们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改革层面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稿源：荆楚网

(来源: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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