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检23年后，45岁的“明星检察官”杨斌以辞职的方式告别了她熟悉的岗位，选择离开体制。2005年，作为公诉人的杨斌了解到一时冲动溺死亲生女儿的周模英的艰难处境，当庭洒泪请求法院轻判，引发社会争议。五年之后的2010年，周模英出狱后跪谢杨斌。此事一经报道，杨斌成了媒体眼中的“明星检察官”。接受政知圈小编电话专访时，杨斌坦言，“以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检察官出现，社会是向前发展的。而且出来之后，我用别的身份依然可以做事情。律师也好，公益人也好，都一样可以做事情的。在社会转型期，律师一定可以比法官、检察官有更大的空间去做事。”（4月5日中国青年网）

　　约翰·穆勒在其代表作《论自由》中说，当一国之俊杰都被吸纳进政府，那么民众将会沦为唯政府是举的庸众，政府本身的活力也将逐渐丧失，沦为滋养贪腐和怠惰的利己官僚体系，这个国家将失去民主自由思想和改革进步的动力。当今的中国正处于这种境地——民众于国家公职趋之若鹜，“死也要死在体制内”正是大多数人的心声。体制改革亦困难重重，以至于李克强总理也感叹“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正是因为缺乏改革的人才。但中国并不是没有人才，我们有十四亿的人口基数，即便教育再失败，即便人才再难得，全国也能产生几十上百万的人才吧。我们之所以缺少改革人才，是因为有大部分人才进入体制内了。这些人才最终不外乎三种结果：

　　大部分人被官僚体系同化，沦为贪婪守旧的官痞。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他们转身成为既得利益者，开始反对改革、破坏改革。无论改革者多么努力，这些贪婪卑劣的官僚也能让一切努力付诸东流，要知道改革远远比破坏艰难得多，更何况破坏者远多于改革者。

　　部分人在体制内坚守公理正义，乃至为改革作出努力。但这些人往往受限于体制的僵化低效，才能无处发挥，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及其有限。甚至被官僚体系所打压，在体制内郁郁不得志，湮没众人。只有极少数人艰辛的从官僚体系里杀出一条血路，身居要职，振臂高呼，引领体制内的改革。

　　除上述两者外，体制内个别有大智慧、大毅力者，毅然决然的转身离开体制，以求在体制外做更多的事，为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杨斌正是这类人的代表。

　　于社会进步之作用而言，我们当然需要体制内引领改革者，但更需要体制外引领改革者。正如杨斌所言：“在社会转型期，律师一定可以比法官、检察官有更大的空间去做事。”体制内确实需要改革者，但体制内的毕竟只是极少一部分人和极小的空间，只需要少数改革者便足以。而体制外有巨大的空间和十数亿的民众，这要求有大量的人才引领改革，如此，体制外的改革步入正轨后，在良好的社会改革发展环境下，体制内的改革将很容易进行，也就不会“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了。而且，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体制外的人才更能看清体制内的弊病和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给予改革以更好的建议。

　　杨斌说“体制内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也改变不了什么”，诚如此也。我国体制内禁锢的人才已经太多了，社会要进步，正需要更多杨斌这样的人，离开体制，到体制外、到社会中发挥才能，引导社会发展。

　　稿源：荆楚网

(来源: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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