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央企限薪别拿中行高管辞职说事

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正值银行业高管降薪进行时，中国银行薪酬最高的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离职。

作为市场化外聘高管，中行的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2013年度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加上各种福利总年薪高达850.18万元，扣除延期支付部分，当年税前实际支付年薪711.84万元。该年薪水平在当年所有中国上市银行高管中最高。作为大型国有银行的部门高管，如此之高的薪酬格外“扎眼”。

去年央企高管限薪制度开始酝酿后，据有关媒体透露，去年8月《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通过审批，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该方案今年1月1日起实施。不过，至今没有见到官方权威消息。假如此消息属实的话，那么，中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2013年度850万元年薪是最高60万限薪封顶的14倍之多。

“好事”的媒体，将央企限薪令与中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辞职相提并论进行报道，并且以央企限薪“枪打出头鸟”为标题，报道内容虽然没有明说是因为限薪令而辞职，但给社会民众的暗示好像是因为央企限薪逼迫辞职的。

其实，央企限薪与中行这位外聘天价高薪高管辞职“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次央企限薪令有一个原则是，实现二元薪酬制度。大部分高管如董事长、行长等，按照财政部《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审核管理办法》规定领取薪酬。而市场化招聘的高管则按照市场化薪酬执行。中行这位高管就属于后者，根本不在限薪行列。媒体报道将央企限薪与中行最高薪高管辞职并列在一起，传递出的信号是别有用心的。这种媒体误导性报道危害性非常之大。

至于中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为何此时辞职，也许是其个人原因，也许是长期在渣打银行、信孚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完全市场化机制企业里任职与政府管制程度比较高、准计划机制的国有银行的观念、文化、机制以及重大决策的思路等碰撞和矛盾较大，使其很难发挥自己的从业经验和智慧的原因等等。当然，这也仅仅是笔者的分析和妄加猜测而已。具体原因如何，作为上市公司的中行应该尽快发布和披露官方权威消息。

中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在央企限薪进行时辞职，也引发一些对央企限薪问题的思考。在一个企业里，实行非市场选拔与市场化机制选拔的高管人员二元薪酬制度只能是过渡性、临时性，而不能成为长远之计。市场化选拔的高管拿着远远高于非市场选拔高管的薪酬，在一个企业里将会产生许多矛盾和不适应。

无论是市场化选拔的高管，还是任命制的高管，在选拔任命结束，进入公司企业开始工作后，其工作量和责任可能是一样大的。同时，目前国企包括国有银行市场化选拔的高管，要么是副职，要么是部门负责人，反正在企业里不是职务最高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但却拿着远远高于最高职务者的薪酬，其本人就会感到不适应甚至难堪。企业公司里任何人都会放出“你比董事长和总经理薪酬还高”的五味杂陈的眼光。这一点不知道是不是中行最高薪高管辞职的原因之一。

因此，央企限薪制度包括实行的二元薪酬制度，都不是长久之计，应该作为权宜之计和过渡性制度安排。根本出路在于让央企彻底完全市场化，让央企所有高管完全彻底实行市场化公开招聘，彻底取缔央企的行政级别待遇，使其真正成为完全的市场细胞。

对于已经改制上市的央企包括国有银行等金融企业，甚至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根据需要随时卖出国有股权、随时利用国有资本买入任何公司的股份。由过去管理国企转到重点管理经营运作国有资本上，把国有资本彻底搞活。还可以发挥国有资本强大的控制力，引导产业结构和市场走向。当然，这种控制力和引导力完全是市场化手段实施的，比如：在资本市场通过购入和卖出企业股份，实现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引导力等。